警惕语文教育中的泛人文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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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思辨性地指出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泛人文化倾向，分析了泛人文化倾向的成因，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展望了理性语文课程改革的发展愿景。

关键词：语文 泛人文化 为人文而工具

纵观中国语文的百年发展史，如果用线性思维描述各种思潮的嬗变，大致可以表述为：文以交际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百年之中，百家争鸣，语文这块“奶酪”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大量的探讨语文教育教学“人文性”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人文性”似乎成了语文教育教学中的一个前卫而时髦的词语，它在教材编辑、课程研讨、课堂教学评价、中文核心期刊中频频出现，不断地凸显、放大，于是，在人文性的空前张扬下，工具性日渐萎缩，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综合素质日趋下降，“泡沫化”的语文课比比皆是，语文这块“奶酪”在新一轮课改中正逐渐变味。让人担心的是，许多人，甚至是语文教育教学的“圈内人”，在课改之风的劲吹下，奉“人文性”为圭臬，认为这种“人文味”才是语文这块“奶酪”的真味、至味！这种新时期“泛人文化”状况，应该引起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警惕。

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为什么会出现“泛人文化”倾向？

首先，是因为近百年来人文性被压抑太久，一旦得到过分张扬，就走向了泛化的极端。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其中的军国民主义教育（相当于现在的体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都得到了认可，而关于世界观的教育被否定掉，“美育”经争论后缩小为今天的音乐、美术。实际上，如果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从五四时期的教育到本世纪初的教育，都是钱理群教授所说的“半截子教育”。应该说蔡元培先生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是兼顾了现实需要和长远目标的，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即便以今天新课程的理念看，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相结合的理念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中是得到平衡与兼顾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五四”以来直到建国，“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一直处于被腰斩的状态，人文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教育中一直处于式微的状态。从一九八七年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申小龙先生在第八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汉语人文性问题开始，到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份《北京文学》《中国青年报》等报刊进行的激烈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工具性、应试性极强的语文成了众矢之的。至此，“人文性”以不可阻挡的姿态，闯入语文教育教学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压抑太久的“人文性”终于以不可遏止的力量破土而出，并且在新课改语文性质的定位中，与工具性平起平坐。应该说，持工具性、人文性的二元论，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蔡元培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这种理论是科学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新生事物往往会得到不应有的“放大”，许多人的思维容易走极端，因为压抑太久，所以一定要“充分”发扬光大，人文性一旦被热捧到一定程度，反而淹没了工具性，以至形成时下讲语文必首谈人文性，工具性似乎沦为人文性的附庸和奴婢了，这种普遍性的群体偏激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泛人文化倾向的产生。

其次，是因为不少人片面理解了语文这一概念的外延。

语文界有一句经典的话：“语文与生活的外延相同”。如果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语文这一概念对生活的审视范围，这句话是对的。但如果简单地把语文与生活两个概念的外延划等号、互相调换，就会犯逻辑性的错误。在实际的语文教育教学中，不少语文教师打着“大语文”的旗号，把语文当作一个无所不包的“容器”，把生活中许多貌似与语文有关实则根本不属于语文范畴，甚至谬以千里的事物统统往这一“容器”中放，结果必然导致语文教育教学的“泛生活化”（泛人文化的又一具体表现形式）。这一现象在新课改中处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时尤为突出，不少教师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语文学科综合实践活动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逻辑关系，把随意走入生活的学生活动都理解为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把简单的人际关系、社区实践归入语文素质培养的范畴，结果必然导致教育教学行为的方向性偏差，由此产生一种“生活即语文”的简单而肤浅的语文教育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语文校本课程也应时而生，这种“伪语文校本课程”常常在学校的校本教学中以新课改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误人子弟。

第三，是对语文、文学、历史、哲学、人文等概念没有完全厘清。

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承认语文、文学、历史、哲学、人文等概念的交叉性，但它们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钱梦龙老师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一文中曾引了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的内涵表述：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合为语文。如果在语文教育教学中泛学科化（泛人文化的另一具体表现形式），那么语文稍有不慎就会“变形”为文学欣赏课、社会文化课、政治课、哲学课、历史课等，有时还会形成“联欢会”式的“四不像”。当然，在实际教育教学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等因素从语文中剥离出去，但是，“语文味”绝不是靠这些非语文因素的渗入而浓郁！相反，这些非语文因素的过分渗入会淡化语文味，形成语文教育教学的“异味”，甚至结成语文教育教学的“怪胎”！如果留心时下的初、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我们不难发现诸如完全文学欣赏化了的朱自清的《春》《背影》，历史化了的《渔父》《屈原列传》，影视化的唐诗宋词教学，我们许多语文教师沉浸在这种泛学科化的语文课堂中，沾沾自喜，自以为是！这种表面的浮华、热闹会形成语文教学的“黑洞”，这种“黑洞”每天都在悄然吞噬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形成新的“少、慢、差、费”！此外，多媒体的使用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在肯定多媒体在激发兴趣、增大容量、直观形象等方面作用的同时，应该清楚地看到声、光、电、图等手段对语言文字的隐性伤害，对学生语言思维、形象思维的弱化。实际上，许多“语文多媒体课”已经很难称为真正的语文课了。

针对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中的种种泛人文化倾向，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要正本清源，真正认清语文的实质。

近百年来，对“语文”这一概念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你方唱罢我登场，“语文”一词愈辩愈糊涂（其中有“语言和文字”说、“语言和文章”说、“语言和文学”说、“语言和文化”说等），这也从客观上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认识“语文”这一概念的内涵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各种观点当然有一家之言的合理性，但耽于争论之中，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肯定不行。应该求同存异，择善而从，不管是从“语言文字”的层面去理解，还是从“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层面去理解，应该到了朴素化理解语文这一概念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能真正透彻理解《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版）中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内容，从“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层面辩证地把握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那么我们就能正本清源，还语文的本真面目，从源头、理念上防止语文教育教学的泛人文化倾向。

其次，要从不同的圈层审视语文学科的位置。

我们应该认识到，语文、历史、政治、哲学等学科是处于同一层面的有交叉的学科，文学当然是语文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文学不是语文的全部，它属于更宽泛的文化的范畴。厘清了这些关系，我们在处理教材的重、难点，设计语文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以及在课堂充分展开真正的“对话”时，心中就会有“谱”，操作就会有“度”，就会“万变不离语文之宗”。语文相对于其它边缘交叉学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辐射、涉猎；相对于生活来说，语文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观照和精神的审视，它应该有一种形而上的高度。语文学科既不应该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沦为政治的附庸、传声筒，也不应该膨胀为能载“大道”的“道德巨轮”，它只是一门兼具工具性及人文性的人文学科而已。

第三，要始终坚持“工具性”、“人文性”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语文新课改并不排斥、拒绝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相反，学生要真正抵达“人文”的彼岸，必须借助“双基”之舟。因此，我们应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课改深入过程中基础知识的讲解、基本技能的训练，丝毫不能放松，无论外界刮什么风，我们一线的老师都应该光明正大抓“双基”，有一种咬定“双基”不放松的精神。这种双基训练是基于人文高度的双基训练，它是在讨论、启发中，通过“对话”达成的知识获得和能力形成，它的最终指向是“人文”，这与从前的“为工具而工具”是有本质区别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为人文而工具”。

新一轮课改正如火如荼地走向纵深，中国语文的百年经历注定了它在所有学科中要成为焦点。在课改深化、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语文这块“奶酪”的一面是工具性，一面是人文性。语文这块“奶酪”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一种高营养食品，既然是“食品”，首先要能“吃饱”，是谓“工具性”；既然是“高营养”，就要有营养价值，是谓“人文性”。语文最终的目的是为受教育者打好“精神的底子”（钱理群教授语）。

焦卫国，教师，现居江苏连云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