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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我眼中的杨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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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是一位刻画台湾众生像的哲学家导演,要说起他,真的是很复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创作上他是个有洁癖的人。就他的创作而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是海峡两岸将理论和概念讲得最好的一位导演,到现在,到此刻为止,海峡两岸还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越他。

对整个社会的观察后,杨德昌对自己的感想的表达,是相当诚实的。人在整个社会变迁中的价值是怎样的?首先把这个理念先确定了之后,他才把自己的故事套在里面,然后讲得头头是道。杨德昌很注重电影题目的选择。电影剧本都还没成型之前,他就已经反复斟酌把题目先做好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创作者,我非常尊重他的创作,同时我也感到当他的朋友和编剧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许多优秀的创作者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杨德昌也不例外。他很幸福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能支持他。曾经有人认为他在美国期间创作了很多故事都没有机会拍,很痛苦,回到台湾之后仍然长期找不到资金,困难重重,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杨德昌还是很幸运的。他从1983年拍摄《光阴的故事》到他过世的十几年里,他总共拍了八部半片子,平均是两年就有一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而且这中间很多事情实际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拖延下来的,因为他的创作常常花费非常长的时间。不论在生活上人们如何评价他,至少在创作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说到杨德昌,就不能不提到他作品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台湾的文化。台湾文化是一种很复合的文化,因为台湾经历过非常多的历史变革,被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等外国势力都统治过。台湾的许多地名一看就知道是外文的音译。很多老人一开始学的台语,后来下一代学的国语,再往后一代还有在国外长大的,一开始学的英语,因此交流起来都会有障碍。有些老人用台语的谐音来说英语,叫孩子的英文名字,有时很让人啼笑皆非。

早先一代的台湾人都很讲究温情和道义。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是很重要的事情。然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些东西越来越看不到了。当年杨德昌拍《一一》的时候,找我来演。开始我还以为是客串一下,一说才知道原来是男主角,并且还告诉我说这个角色就是根据我的形象来设定的。然后就把剧本丢给我看。这个剧本还是英文的一大本。其实我是挺怕当演员的,那对我来说是挺没有把握的一件事。但是因为是朋友,我出于道义,就难以推脱,于是就去演了。

实际上,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社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重复的。过去的人感受的悲伤,比如失恋一类,二十年前的人和在现在的人感受还是一样,无非是形式上有些变化,过去写信,还有等待回信的过程,现在则快多了,直接发一条短信,马上就出结果了。

人生如戏。创作离不开生活。而创作的导向在于理念。创作,应该从自己熟悉的事情开始,才最容易成功。创作不光是一种对时代的记录,还要有情感的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