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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在艾滋病预防中的介入:社会性别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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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流动研究,以社会性别视角切入流动妇女研究,特别是在艾滋病进一步在流动人口中增多的趋势下,通过对甘肃省女性流动人口中艾滋病的一般状况与特殊性进行分析,将社会工作方法应用到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对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传统救助工作的专业化等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将社会性别的理念结合到艾滋病防治的实践中,有效应对艾滋病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威胁,拓展女性研究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社会性别;社会工作;流动人口;艾滋病

伴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刻社会变迁,从二元社会结构中凸现出来的人口流动成为学术界深入关注的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被忽视的问题是研究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对农民工流动群体中的女性没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决策精英和学术界人士),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集体无意识中(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把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文化现象与禁忌、耻辱、歧视、排斥相联系,拒绝正视,保持沉默。[1]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体系中,所有不能为现代生物学所解释的“非理性”内容,都被归入与正确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妄的“信仰”,在全球化的挟持下,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大都推崇把人在病患中的能动作用视做工具、把医疗文化看作个人工具理的积淀结果的功利主义理论,从而完全过滤掉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神话”或说是“魅”的精神内核。[2]从而将艾滋病认为是为精神的或心理的疾病,由医药专业人员用医疗器械和药品来治疗,[3]或者将道德、伦理的诸多判断加在艾滋病上面,使这一疾病成为“污名化”的社会问题。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 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了一种介入艾滋病问题的重要力量,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这就需要将艾滋病预防工作放置在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建设特别是直接相关的社会工作干预中来评估,我国多年对艾滋病的预防干预工作在总体思路上坚持综合防治的思路,力图通过多部门的动员和参与,起到群防群治的效果,但是工作理念和方法都停留在群众工作的初级阶段,社会工作介入明显不足。正是带着这种研究思路,本研究者通过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甘肃评估的发现,力图透过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对乡村女性及其流动人口的影响,对流动女性人群面对艾滋病的反应情景做一个相对深入和整全的观察,并通过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性的理论与方法,为新时期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新的视野与策略。

一、项目简介与研究思路

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后,艾滋病在我国也蔓延迅速,目前已进入快速增长期,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广泛流行阶段(Generalized Epidemic)。截止2005年7月,甘肃省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217例,其中,2005年1-6月发现了57例,占所有感染者和病人的1/4。感染者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天水市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主要分布与高危人群而非普通人群。[4]到2010年10月底,甘肃省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44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62例,死亡176例。2010年1月至10月,甘肃省共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1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3例,死亡32例。从全国范围来看,甘肃省艾滋病呈低流行状态,但形势仍然严峻,尤其是20-49岁的中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分别占到总报告数的86.80%和84.25%。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0-2010)》提出了加强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流行工作,同时提出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在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援助,并借鉴国外成功的防治经验。为此,卫生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将合作实施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中英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项目旨在遏止中国日益增长的艾滋病毒传播,提高中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即加强我国各级机构控制性病艾滋病传播计划的制定、管理、协调和实施能力;加强性病艾滋病的监测和控制;提高医疗机构性病艾滋病诊治服务质量;提高血液安全和管理的能力;对高危人群实施干预;探索并形成艾滋病关怀和护理的模式;帮助我国实现《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的目标。根据项目对政府艾滋病防治能力评估的要求,对项目的评估从产出(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能力与服务)与影响(公众实际接受的服务与反应)两个维度,对甘肃省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艾滋病防治特殊人群(包括高危人群、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一般人群三个项目相关方抽取了共936个个体样本与102个组织样本组成的总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评估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文化、地域、性别、流动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对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将着重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艾滋病防治特殊人群(包括高危人群、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一般人群作专门的描述与研究,并着重探讨针对女性流动人口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的艾滋病防治。

二、艾滋病防治: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的视角

当代艾滋病的防治经验表明,人口的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进一步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在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中,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实践表明,流动人口数量和规模日益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由于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和较低的艾滋病公共教育水平,甚至被国际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易感人群”,艾滋病的预防的形势更为严峻。

流动人口与固定人口相比较,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普遍比较低;人口学特征是以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偏低;未婚者约占50%;存在着旺盛的性需求;匮乏的艾滋病和性病预防知识,[5]进城打工者知道血液传播、性传播途径的分别是79%、84%;流动服务小姐知道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分别为73%-78%;从客观条件的角度看,进城民工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中,是一个走出农村而未被城市接纳的边缘人群,其卫生意识淡薄、居住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低下、业余文化活动贫乏、性知识和性健康水平低,直接导致性病、艾滋病发病的提高。一项对江苏省某市5892名返乡建筑工人的体检报告,性病检出率为4.34% ;暂住人口的性病检出率为6.41%,驾驶员为2.71%,而市区同年度性病发病率为28.80/10万。徐臣等对1517名村民进行外出流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研究,结果有外出史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15.6%显著高于无外出史者的8.8%。山西省1995-1999年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6.7%为流动人口。[6]流动人口所具有的以上这些性质使他们不容易被监测,而且很难得到相关教育和治疗。“作为没有注册、没有档案的公民,他们只能半地下状态地生存在政府官员控制不到的地方。他们不仅受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感染的威胁,而且,因为他们要么或在工地的工棚里,或住在城市的边缘,他们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且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预防教育和治疗。”[7]

将社会性别的原则贯彻到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中,可以发现,在流动人口这个弱势群体中,妇女更是作为一个双重弱势群体出现的,中国乡村外出流动人口中,由于女性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可供选择的职业偏少,因此,流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处于相对不利的就业地位,职业竞争的不利成为这部分女性进入性工作领域的最直接推动力。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指出,HIV/AIDS的流行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以社会性别分工模式为基础的社会性别差异、男女之间的权利不平衡、以及妇女的身体暴露,导致了妇女在艾滋病传播中比男性更为易感(王英,2003)。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指出,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近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4年1-9月,女性感染者所占比例已高达41%。一年前,这个比例是35.6%,而在1998年,这个比例仅为15.3%。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则表明,在我国每年的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中,男性和女性感染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5:1上升到目前的2:1甚至是局部地区的1:1,伴随于此,母婴传播危险性加大。[8]本项目针对甘肃省情况的调查发现,妇女的这种双重弱势特性,在艾滋病的传播中也同样体现出来。

在女性的易受感染者特性中,女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桥梁人群受到了更密切的关注,正如瓦塞特性病传播动力学理论所揭示:“在很大程度上,性病的传播是由涉及高危险行为的人和从事高危险传播的人来推动的。高危险传播者通常包括商业性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的顾客。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个庞大的、动态的感染和再感染场,这个场有无数个”桥梁和人口总体联结。一个人口总体中若无这样的动态感染场,单单因为存在一定数量的感染者,性病传播是无法持续的。”[9]吴尊友等在云南进行的多项调查表明,酒吧、发廊服务小姐分别有80%、83%承认提供;服务小姐时及与男朋友发生时使用的比例分别是41.3%、11.7%;[10]因此,作为项目的一个重要相关人群―收教所女性性工作者与娱乐场所的女性工作者,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对象,进行了大量问卷调查与口述访谈。

三、甘肃省HIV/AIDS状况的调查发现

从数量上看,甘肃省目前仍然处于艾滋病的低发病阶段,但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逐年增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76%的感染者是通过血液感染,70%的为农民和无业者。在艾滋病流行影响因素中,吸毒、共用注射器、性传播、预防知识普遍缺乏等占主要原因。[11]根据全省STD数占总人口数的0.15%和性成熟者中1%在近1个月有过危险及全省有9例(估计实际人数100人),性途径的HIV感染者情况,目前该人群流行率为0.05%,这里假设到2010年增长为3%。由此,估计2003年经性途径HIV(流行率为0.08%),感染人数为200人。2005年为(流行率为0.30%)感染人数600人,2010年则可达到7000人。[12]本次基线调查发现,在甘肃省女性性工作者和女性高危人群中,存在着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特点,有待于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甘肃省女性感染者的比例逐年增加,男女性别比从1996年前的11.0:1增长为现在的3.4:1。

调查结果显示,在高危场所工作的性工作者和易感者对自己感染性病或艾滋病的机会认为非常大的占4.9%、比较大的占13.3%、不太大的占25.2%、不会的占35.0%、不清楚的占19.6%。其认识程度并不深,防范意识并不强。由于目前政策框架的限制,政府相关部门针对这些人群还没有开展什么实质的工作,所能做的除了低调宣传外,就是少部分地区在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等防艾干预措施。这更加限制了这些高危人群对有效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获取。

根据调查数据,高危人群对其所在社区的防艾工作方面的知晓情况是:知道医疗救助的占21.0%,知道生活救助的占4.9%,知道教育咨询占的30.8%,知道综合干预占的1.4%,不清楚占的33.6%。

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目前的制度设计中女性群体未受到特别的关注,针对女性的宣传工作存在缺陷,目前尚无专门的女性或妇女行动小组或行动计划。甘肃省各级妇联组织结合自己的工作,参与了各级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等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对于女性的关注仍然很微弱,对于妇女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重视和发挥得远远不够。

从调查资料分析(见表2和表3)可看出性别与知晓程度的情况,在高危人群中知晓程度男女性别比大体相当(见表2),但是女性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占到28.8%,说明将近有1/3的受访者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近乎于无,而这一部分性工作者由于处于交易价格较低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长,工作中接待客人的数量较大,接触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的渠道相对狭窄,为艾滋病的传播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在一般人群中,男性的知晓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见表3),但是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高达33.3%,随着艾滋病的传播逐渐呈现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的扩展,加大面向一般民众的艾滋病宣传和干预,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同时,通过对性别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女性对于艾滋病的知晓程度明显低于男性,这说明一方面妇女在参加防治艾滋病工作方面的主动性不够,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一般人群中的艾滋病宣传工作中明显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妇女在防艾中的作用不能完全发挥。

总之,从人口流动和社会性别的角度综合评价甘肃省艾滋病预防的工作,可以发现,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整体性的挑战。

(一)知识、态度与行为的三重偏差

虽然甘肃省艾滋病传播仍然以血液传播为主,但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已占到20%,且呈继续增长的态势,在社会中这部分进行高危人群普遍存在。而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这部分高危人群的安全套使用率很低,由相关组织投放的安全套也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在收容教育所与公共娱乐场所的访谈普遍表明,从事高危人群对艾滋病知识与预防措施缺乏基本了解,性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部分人群虽对艾滋病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防治与高危却持相当消极的态度,其中收容教育所的性工作者,在收教前每天都有2-5次左右的易,她们也知道艾滋病的相关知识,然而在实际交易中部分交易并未使用安全套,且坚信自己绝对没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原因一部分在于侥幸的心理,但是更多的是目前的公共教育仅仅从表层解决了信息的知晓,并没有从实际的行为上起到深层干预的效果,使得相当一部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具体防范行为处于一个真空状态。

(二)流动人口的挑战

省内目前大约有35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流向南方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由于流出人口中单身占绝大多数,容易有高危行为,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与知识,我们目前的艾滋病公共教育与防治基本上都是基于属地原则展开的,造成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游离于政府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工作范围之外,从近年来的监测实践看,甘肃省已发现的217例感染者虽然也有个体户、学生及医务人员,但农民构成了绝对性的主体,而且大部分感染者是从流动性的一般检测中发现的,这表明艾滋病已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本次基线调查更进一步发现,由于流出的女性文化水平低,对艾滋病的知识近乎空白,在进入性工作领域后,其服务对象大多是艾滋病知识同样缺乏的男性,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一旦爆发,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艾滋病在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危险性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三)女性的脆弱性与易感性

调查发现,由于观念、文化程度、家庭劳动等因素的影响,在普通人群中,女性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防治措施、流行状况等各项指标均显著低于男性;很多女性由于受社会文化对艾滋病“脏病”定义的影响,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调查同时发现,由于男性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艾滋病潜在被动感染的危险同样存在与乡村女性中,一个较好的方法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流动,可以降低艾滋病的性传播概率。我们认为,女性的脆弱与易感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成为一个迫使她们从事性工作的压力,相关知识和保护措施的缺乏使她们高度暴露在疾病面前;另一方面,目前农村的社会流动还基本以男性为主,男性在流动过程中高危的发生,导致了艾滋病在家庭内部成员间传播的可能,导致女性成为最易感染人群。

四、社会工作的艾滋病预防介入:途径与思考

对于艾滋病问题,医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医学看来,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缓解患者的痛苦,通过技术手段防止艾滋病的继续蔓延;法学则更为重视相关法律如艾滋病防治法的制定和完善,给予艾滋病患者以立法上的保护;心理学和社会学更多的将艾滋病问题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注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给予艾滋病患者以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和社会照顾。那么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和专业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又是如何看待艾滋病问题的呢?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艾滋病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工作压力增大、收入减少与社会地位下降等负面影响,而且遭受着社会歧视与排斥。[14]需要更为系统的推动专业性的社会、心理援助与支持,并逐步实现相关人群的互助自助,使各种外部干预力量转换为内部性的支持与扶助,真正使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可持续化。

从甘肃省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也在于缺乏懂得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全省各级防艾办都意识到目前除了资金以外,最急需的是懂专业、素质高的专业人员。而且目前的专业人员主要集中于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配置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一)社会工作艾滋病预防介入的途径

国际上成熟的艾滋病预防工作经验表明,社会工作在艾滋病预防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体系与工作机制,从广义上讲,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和预防需要政府、医疗机构、非营利组织、社会公众力量等多方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医疗机构需要不断提高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非营利组织则能够提供各种辅助支持;社会公众需要理性对待艾滋病患者。社会工作者作为其中的主体之一,强调从微观的具体问题即艾滋病患者的现实需要出发,为患者本人及其家属提供各种人性化的助人服务,同时还致力于各种资源的利用和整合。从社会工作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等几种形式。

1.个案社会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在利他主义价值理念指导下,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以个别化的、直接的、面对面的方式,帮助个人和家庭解决内心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不断提高个人和家庭生活质量与福利水平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15]当前艾滋病问题一般被视为高传染病甚至“超级绝症”,再加上对艾滋病问题的道德化批判,使患者逐渐形成自卑、恐惧、悲观、绝望等心理,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协助减轻心理负担,从而以理智的心态对待疾病。面对艾滋病的高危人群,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主要体现为提供关于艾滋病预防的知识、方法,有些情况下还涉及到患者的社会报复心理,通过直接干预以促使患者抑制自身的不负责行为。社会工作者一般还面向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家庭提供服务,改变歧视和排斥观念,对患者家属进行基本医学常识辅导宣传教育,使其正确看待艾滋病患者,并给予患者一定的家庭关怀。

2.小组社会工作

相较于其他社会工作的对象,艾滋病人群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表现为外来人员难以进入、融入,专业干预难以有效持续等等方面,小组社会工作对那些被社会剥夺了权利的群体特别有帮助。小组社会工作是通过有目的的团体活动,协助个人增进其社会功能,以及更有效地处理个人、团体或社区的问题,从而实现个人成长与社会性目标的一种工作模式。[16]通过立足高危人群工作场所、艾滋病人群居住社区等建立艾滋病患者互助小组、艾滋病患者家属小组、志愿者小组等形式,通过社会工作者有组织的引导, 加强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使得艾滋病患者获得彼此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增强自助意识和能力。同时,将艾滋病患者和医护人员、心理学者等组成治疗性团体,社会工作者通过扮演协调者的角色,推动团体内部工作与关系的协调与沟通。使艾滋病患者与病毒携带者社会工作能在自助互助、家庭支持、社区支持等方面建立起立体性的社会工作支持网络。

3.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个人、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组织之间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协调,有效地连接正式与非正式资源,调动这些资源帮助艾滋病患者。如可以组织社区联合募捐活动,向社区中的个人、政府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争取救助资源,为艾滋病患者筹集医疗经费和生活物资,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17]社区社会工作在艾滋病介入中采取社区研究、社区联络、社区教育、社区资源调动,系统的研究社区中艾滋病问题的基本状况,通过整合资源,利用社区组织网络,发动地方性资源与知识,推动以社区为单元的艾滋病预防体系建立。

4.社会工作行政

社会工作行政是将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它一方面将社会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运用在具体社会服务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向政府提供社会政策的修订建议。[18]在艾滋病患者救助方面,社会工作行政的目标一方面是落实与艾滋病患者相关的社会政策,另一方面是不断总结社会服务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实现更加完善的政策安排。[19]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工作介入到艾滋病预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在针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社会工作介入与干预的过程中,注意在“板板茶”这一亚文化群体殊的互动形式与逻辑,正如刘谦针对四川A市低交易价格性工作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老板在通过商业话语和类家族的话语建构,‘板板茶’组织时,穿梭在两个版本的对话之中,受益于两种话语的共生而促进。商业中的老板的定价行为,促进了她在商业中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有维系他(她)的定价;在家庭组织版话语权中,将小姐视为‘自家姐妹’塑造了老板的家长地位,而这种家长地位又有力的支持了她像家长一样规范小姐的行为。在两个组织版的话语关系上,经济话语上的强势支持了老板的家长作风,而家长的权威强化了老板在协调经济关系时的主导地位。”[20]避免使社会工作的介入也像现有的健康宣教一样成为“各说各话”的形式主义,这就需要在当下艾滋病预防实践与政策设计做出一定的理论思考。

(二)社会工作艾滋病预防介入的理论思考

尽管目前甘肃省艾滋病处于低发阶段,但是由于目前存在着引发艾滋病大范围流行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因此艾滋病的防治要求建立适合当地文化传统和行之有效的模式,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1.公共制度重建与理念整合

由于我国目前公共制度设计的地域性归属,对因社会流动产生的新人群这一“第三元”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导致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目前大概有1.2亿的农民工)游离在公共管理之外,而且这样一种制度缺失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已经深深的渗入到治理理念,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水平,确定艾滋病和性病的高危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增加艾滋病和性病预防事业的投入,真正体现预防为主,坚持“大卫生观”是应有的政策选择。

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公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问题。

2.以社会性别出发行动干预

有效降低艾滋病流行的技术干预措施,应该展开多学科的融合,充分调查行为、文化、制度、信息获取人群特征等个层次因素的影响。在对项目实施的评估中,除了对技术、环境、机构、经济/财政进行评估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社会因素的评估。这包括艾滋病与贫困,年龄、性别、民族等与艾滋病的易感性/危险性的关系,性别因素的影响等等。目前,我国一些在涉及安全的项目活动中,特别注重发挥女性暗娼的作用,保证女性暗娼有机会参与项目的设计、实施、交流、研讨和评估等活动。[21]研究同时表明,以医院为基础的项目门诊运转顺利,能够较好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而在公共娱乐场所集中区单独建立的门诊难以维持运转。针对公共娱乐场所小姐开展卫生保健服务不宜孤立进行,应提供综合性的卫生服务。[22]

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艾滋病介入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虽然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有着西化的色彩,但是经过长期的本土化过程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即强烈的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学术取向,已经成了社会科学中实用性最强、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门学科。在公共卫生和艾滋病的研究与干预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虽然有短期的失语现象,但是其固有的学科特点和已经展开的学术活动注定了社会学与艾滋病的紧密结合。

社会因素分析对认识艾滋病危险的社会过程和差异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艾滋病防治项目在制定国家和省级对策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平等、社区参与、脱贫等互相交叉问题,开展社会学方法的培训,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介入,在决策中考虑该方面的政策与建议。[23]社会学至少在四个方面发挥其影响,包括政策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治疗、艾滋病社区关怀护理和社会群体亚文化改造。而社会工作的工作领域则如前所分析,至少可以在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针对艾滋病预防中的特殊领域与要求,社会工作也有着极大的干预能力与空间。

总之,在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瘟疫时,需要我们应用参与式和社会性别等在国际艾滋病防治实践中取得成效的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更多的针对女性这一特殊人群,用社会性别敏感原则之道,开展有效的干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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