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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培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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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苏珊。桑塔格的印象,大哆是额头有着深深皱纹的脸,夹杂着银丝的一头乱发――那是早I已成为著名知识分子、“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桑塔格。而在《重生》(Reborn)这本刚在美国出版不久的桑塔格首部日记和笔记的封面上,看到的则是一张年轻光洁的脸,不苟言笑,目光炯炯――那是还未成名的青年桑塔格。这让人想起她的同学曾在一部小说里描述的她:“一个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还有一张传统意义上可算俊俏的脸蛋儿。”

2034年12月,饱受癌症折磨的桑塔格在纽约去世。4年后,她的儿子大卫・里央整理出版了《重生》。这是桑塔格日记的首次公开,其中收录了她1947-1963年的私密文字,即14岁花季 30岁而立之年的生活与思想,那也是桑塔格厚积并预备着薄发的关键时期。不久后,随着小说《恩主》及文论《坎普札记》的发表,一位文化偶像横空出世,冉冉升起。

巧合的是,关于桑塔格的首部传记作品《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也马上将在国内首次翻译出版。此传记由桑塔格的研究者卡尔・罗利森和丽萨・帕多克夫妇合著,于2000年首次出版于美国。对比桑塔格自己的日记,和研究者为她所作的传记,显然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这位有着诸多传奇的文化英雄。

在桑塔格最后的日子里,大卫-里夫问她是否愿意出版日记,每每总是失败。“你知道日记在哪个柜子里,不是吗?”在母亲去世后,里夫开始着手整理那整整一个壁橱,约100本日记本及笔记本。经过长达4年的犹豫,里夫最终决定出版桑塔格的私人日记。

“至少在她的后半生,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的母亲都不是一个愿意表达自身情感的人。尤其是她尽量避免讨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或者承认自己的作家野心,虽然她并未否认这些。”里夫坦言出版桑塔格的日记是“冒了很大的道德风险。”作为《重生》的编辑,里夫称自己尽最大努力,“不把那些让我感到难堪的部分删掉,也不删除我母亲可能不希望外界知道的内容。”

性焦虑

“我还很年轻,在我的雄心壮志里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可能是早熟……我感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我是多么不情愿把它写下来)。”这是桑塔格15岁时写下的一段日记。关于她的性取向问题,恰是《重生》这部私人日记中最具有震撼性的秘密。

其实,关于桑塔格的性取向,在她的圈子里,早已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但是无论是桑塔格自己还是美国知识界对此却从来都是讳莫如深,即使是2004年,桑塔格去世时,各大主流报纸、杂志在关于她的讣闻及纪念文章里,也都不曾谈及。而此次,由桑塔格自己的文字来承认同性恋者的身份,无疑具有秘密终于公之于众的强大震撼力。

“我也许喝醉了,不过,当H开始和我时。那实在太美妙了。我们上床前已经过了4点……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对她的渴望,她也知道这点……”16岁时,桑塔格开始了第一次同性恋经历,这对她意义重大,“一切从现在起重新开始,我重生了”。书籍的名字正是取自此话中的“重生”二字。

青春期的她写下了这样的话:“现在我又是谁呢,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那年,她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大一女生。

但是在一年后,桑塔格却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讲师菲利普・里夫。17岁的桑塔格在认识28岁的菲利普・里夫10天后,结婚了。“是昨晚还是这周六早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嫁给了菲利普・里夫。”尽管这是桑塔格一生唯一的一次婚姻,但在日记里却是只言片语地轻描淡写。在新婚燕尔之日她写道:“带着十足的清醒,以及怀着自己会走向自毁的担忧中,我与菲利普・里夫结婚了。”

为什么桑塔格选择那么早结婚,又那么仓促地结婚,不得而知。这其中可能既因为当时她的母亲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大大威胁到她自订的教育计划,也因为性取向问题导致的自我怀疑和精神焦虑,使结婚成了她的一棵救命稻草。19岁,她生下了儿子里夫。婚后五年间,桑塔格却几乎沉默了,只有短短9页纸的日记。1956年9月,她在日记中这样描写婚姻生活“婚姻的全部要点是循环……争吵最终变得毫无意义……只是复归愤怒的沉默,然后是普通的沉默,然后再从头来过。”

在儿子5岁时,24岁的她提出了离婚。后来,在谈起那段婚姻时她说:“我十分幸运。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我结婚生子了,现在已不用再做这些事情。”婚姻的束缚显然不适合想过“几种不同的生活”的桑塔格。

年轻的桑塔格要闯事业,要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在巴黎太学学习期间,桑蟮格结识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铸造偶像》中描述了她的这段同性恋情。当时,她们发起了女性写作小组活动,而她的朋友则称之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她们谈论写作,互相激发灵感。桑塔格与福恩斯的亲密关系保持多年。

60年代,在《坎普札记》发表几年后,桑塔格怀疑艺术评论家吉尔・约翰斯顿准备发表一篇关于她的性趋向的文章。“桑塔格打电话给她,对她破口大骂,并设法让她知道她这样很可怕,是在毁灭她。”桑塔格对自己性取向的问题始终非常谨慎地守口如瓶。

1988年,39岁的安妮・莱博维茨为55岁的桑塔格拍摄随笔集《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封面。很快,她们搬进了纽约同一栋公寓大楼,不住在一起,却看得见彼此房间的风景。这段恋情是纽约文艺界众人皆知的秘密。但是―如既往,她始终对外避忌自己的性取向问题。

鉴于60年代同性恋者的严酷现实处境,桑塔格的坚决避讳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当时她已是著名的“苏珊・桑塔格”。“写作欲望与我的同性恋紧密相关,我需要作家的身份作为武器。反击社会。写作并不为同性恋辩护,但我感到,它将给予我特许。”26岁那年,苏珊・桑塔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同性恋让我感到更易受攻击。它加剧了我隐身的欲望,隐身于无形。”

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和丽萨・帕多克则这样认为:“桑塔格作为偶像的地位是稳固了,但她也面临许多明星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人人都想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她。将她塑造成他们心目中得体的楷模。然而,完全避而不谈她的性取向似乎是一个残酷的选择,它使得桑塔格的作品更加成为问题,也使得她看上去比实际情形更加远离她的时代。”

野心

“对知识的狂热,我从小就有,但狂热仅仅是狂热,对知识的欲望应与相当。高潮来临,伴随我写作的欲望”,“写作是件美妙的事。它使我生出日后能给予他人快乐的东西。”在日记中,桑塔格毫不掩饰自己渴望成为一名作家的狂热野心。写第一篇日记时她14岁,大声宣布“人类之间的唯一差别只是智力不同”。

桑塔格的父亲是一位从事毛皮生意的犹太商人,1930年代曾在中国经商,最后因肺结核死于天津。童年丧父的桑塔格从小就比较孤僻,与母亲懒教的性格相反,她十分勤奋。

在《重生》中,除了私人感情,她记录最多的是阅读书目和读书笔记。“尽早阅读斯蒂芬・斯彭德翻译的《杜伊诺哀歌》”,里尔克的长诗出现在她15岁的日记里。而《星星监狱两万年》、《悲惨世界》、《天语》等则是她9岁、10岁时读过的小说。

整个青少年时期,桑塔格疯狂地阅读。“我在半夜两点半读完了这本书(指纪德《日记》第二卷)。就在我得到它的同一天”;“我今天买了一本《旋律的配合》(赫胥黎的作品),一气读了六个小时,读完了它”。这是两本厚达五六百页的书,可见少年时期的桑塔格的阅读欲望是何等饥渴。

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认为,桑塔格不仅酷爱看书作文,而且酷爱作家这一角色,她不仅仅要写作。而是要被视为作家。“写作作为一种渴望的活动强烈地吸引了桑塔格,而作家作为一种自我建构则让她激动不已。”

“再次沉浸到对纪德的阅读中――他写得何等明晰精确!说真的,还是他这个人无与伦比。相较之下,他的小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而《魔山》是那种让人读上一辈子的书”。这是15岁的桑塔格语气坚定的读书笔记。16岁时她问道:“如何才能为美学经验辩护?”她把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称为“粗俗的作品”;与卡夫卡相比,她认为“乔依斯愚蠢十足”:“有时……我得承认对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医生》有些失望……这是对我的敏锐批评力不加掩饰的证据”:“一定要读孔迪亚克!”

“她那种夹杂了老于世故与清新纯朴的文风?读来更像是一位比她大得多的作家的手笔,而不是出自一位故作深沉的年轻作家(尽管她的观点还有令人商榷之处)。诚然,那种年轻人的热情导致了她的专横论断与强烈语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吕克-桑特(LUC SANTE)在关于《重生》的书评中评论道。

整个50年代,桑塔格都在求学。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她学习文学、哲学、宗教,脚步跨越了美国和欧洲。在巴黎,桑塔格深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她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树立起一个榜样。

她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用儿子里夫的话说,“她是一个抱负远大的年轻人,在这大千世界中想要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朋友们记得她是“一个喜欢切磋思想的人,出色、独到、无畏,她的理解极其迅速,和她在一起进行切磋是一大乐事”。而罗利森与帕多克夫妇在《铸造偶像》中这样评论她:“苏珊・桑塔格志存高远,充满自信,是个独特的人物。她是在一个“楷模”(rode model)这个说法尚未流行开来的时代成年的。但是,她的姿态表明,她是一名在历史中寻求自己位置的女人。她有一种使命感。”

1959年。26岁的桑塔格带着儿子前往纽约,当时他们仅有两只箱子和70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她筹备着为尚未完成的处女作《恩主》寻找一个合适的出版商。纽约确是桑塔格的福地,在那里,她“被发现”,得到了吉罗出版社老板罗杰・斯特劳斯的赏识。很快,一位新女性文化偶像脱颖而出。

“一种作家记日记是希望日记将来会公开出版:另外一种不这样做是唯恐有一天日记的内容会公之于众。换句话说,一位充满野心的作家所保留的日记,里面的内容都不可能清白得如同白纸一张。”吕克・桑特的这段话无疑是一种合理的揣摩。事实上,桑塔格自己在1957年的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对日记的肤浅理解是,将它仅作为一个人私密想法的容器――就像一个又聋又哑、不识字的知己。但在这本日记中,我不仅比能向任何人所做的那样更公开地表达自我:我还创造自我。”

或许,青年桑塔格早已预料到了《重生》的出版,也早已预备好了以怎样的真面或者假面示人,她说,“不戴面具才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