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商帮:负贩遍天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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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贾负贩遍天下”，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也绝非浪有虚名，从那些遍布全国各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可见到的江西会馆，便不难想象当时江西商人“负贩天下”的情景。
在明清时期众多的典籍和文献中，常常会看到“江右”、“江右商”或“江右帮”等等这样的词汇和短语，其中所说的“江右”，指的就是现在的江西。据魏僖《日录杂说》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所以人们习惯称古代江西商人为江右商帮。
人口流动的产物
江右商帮的形成，可以说是人口流动的产物。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路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
由于地瘠人稠，大批的江西人纷纷外徙谋生。明人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
外出商贾负贩、做工挣钱的江西人，往南和往西这两个流向最为便捷。明朝人叶权在《贤博编·游岭南记》中这样描述：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到广东做工。这是因为广东不仅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且气候温暖，可省去冬季的寒衣。他们在广东度过较为舒适的暖冬，等到开春二三月间的地气转暖，才回到本土从事农耕，年年如此，广东人称之为“使郎”，大致是指他们像信使一样来来往往。
此外，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从而形成了“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湖广”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及至明代，则基本上只辖两湖地区（即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清代虽已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
与此同时，人口在地域变迁过程中，发生了职业变迁。大量的人口在原居住区是农民，而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天开始，可能就成了手工业者或商人。这是当时江西地区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
在明清江西人口的流动中，工商人口的流动是一大特点。它促进了两湖地区同时也激发了江西本地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口地域间流动的过程，是流动人口观念变化和职业变迁的过程，更是各地区间社会观念、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的交融与重构过程。因此说江右商帮是人口流动的产物，是历史造就了这个特殊的商帮。
应当指出的是，明清时期江西的人口流动，与两晋、唐、宋时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人口多是在战乱发生、生命受着威胁的情况下南迁的，迁移的方式往往是整个家族的行为即举族迁移。明清时期江西的流动人口则不是这样，除了个别特定时期，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问题，他们是为寻求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流动的。因而，这种流动更具有经济特色而更少政治色彩，或者说，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即使在明洪武大移民时期，也是将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迁往人口稀少地区。人口流动的方式，一般是个人或小家庭的流动，即使是同一家族乃至同一家庭的成员，也未必聚族而居，更不用说聚乡而居。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之中，或与他乡移民、他省移民杂居。从这一意义说，他们更少安土重迁的情结。
十九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他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一书中写到：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
这个金发蓝眼的“洋鬼子”没有看错，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右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一个幅员辽阔，靠着油光水亮、肌腱强韧的北方大马来传达中枢的命令，也得要几个月甚至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的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经营之盛，口碑之好，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于是，天下遂有“江右商”之称，并跻身于中国十大商帮之列。
商贾负贩遍天下
江西民间向来就有市场经济的传统，明清时期的江右商帮，五湖四海，无远弗届，乃至云贵、缅甸的边远蛮荒之地，“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一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江西经济逐步发展，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
吉安人彭华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吉安古时称庐陵，也叫吉州，其手工业的历史相当悠久，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等尤为突出，成就辉煌。吉州所产的以水苔为原料的纸品“陟麓”和以山竹为主原料生产的竹纸，早在唐、宋时就已经是朝廷贡品。古吉州城南郊的永和镇瓷窑，始于唐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末，至今遗存24个窑包。据《景德镇陶瓷录》记载：景德镇自元朝以来所创的青花瓷，是从吉州窑彩绘中脱颖而出的。
自古“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出家门当老板”。庐陵商人主要经营绸缎布匹，南北杂货，也开典当钱庄。庐陵人周富九是上海的大富商。清初，吉安商人刘尔凯在武汉、长沙拥有数百的商号和工厂，乾隆皇帝封他为大夫。他在家乡建造民房60幢、大祠堂5座。历史上庐陵商人曾修过一条从吉安通往湖广的青石板路，在这条路上，十里一亭，遇江建桥，遇河设渡。
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确实是名不虚传。但彭华似乎小气了点，或许他只是想突出他们吉安府的商人罢了。其实何只是吉安，全国各地，无处不有江西各地商人的身影，应当是“江右商贾负贩遍天下”才对。
事实上，江右商帮的主体不是吉安商人，而是抚州商人。抚州过去叫临川，是闻名遐迩的文化之邦和才子之乡。临川历史文化名人，人数之众、涉及之广、功绩之伟、地位之崇，在中华大地和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有“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有理学大师陆九渊等等，他们不仅光耀华夏史册，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宋元明清四代，抚州考取进士的人不算武科在内就有2450名，约占江西全省同期进士登科人数的四分之一，在某些朝代的某些科年甚至超过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