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妻子:放手也是一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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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到的干部,对三年的艰苦往往寥寥数语带过,有泪不轻弹的他们不愿意呈现柔软的一面。而干部妻子看似平常的叙述,或许能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舍小家为大家”精神背后的艰辛与坚持。
“放手”也是爱
大部分干部都是30-50岁之间的中青年,处于人生中最黄金的阶段,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都靠他们来照顾,家庭负担是最重的。这时候参加,等于是暂时性地从原有的工作生活中抽离出来,投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甚至还充满着未知风险的领域。
三年前,来自上海的干部沈轶群报名参加江孜。当时,妻子张杲“也没当回事”,她并没有想到丈夫真的会去,而且去得那么快。之后没多久,正在出差的张女士接到了丈夫的电话,“真的要去了!”她坦言,当时一下子还真有点儿接受不了。丈夫进藏后,自己生活上肯定要面临诸多不便,但是“我更多的是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张杲说,“他工作忙,我和家人对他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比较多,确定之后对他很担心,怕他不能适应高原气候。”
虽然担心、犹豫,但张女士最后还是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也是一名党员干部,对他的工作性质很了解。组织上通过层层筛选能够选择他,对他也是一种信任和肯定,我也觉得很骄傲。不是有一首歌唱道‘放手也是一种爱’吗?为了国家,为了他的发展,再难也要支持他的工作。”
来自浙江的干部、那曲县委书记陈晨之妻龚女士,甚至也想参与:“我和他都比较理想主义,觉得不但是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人生的生活方式,增加不同的阅历。”龚女士说,“在商品经济社会,人需要一种理想。我就跟他说,家里老人和孩子都不要担心,没有大家哪有咱们的小家。”
谈话间,每位妻子在表示对丈夫理解的同时,也都流露出深深的担忧。天津的李爱军坦言,听说丈夫刘振明要去昌都的时候,内心不太支持。丈夫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再加上老人身体不好,孩子正在小升初,感觉负担很大。丈夫反复做她的工作,组织上也希望她能够支持。后来她也想通了,主要是了解丈夫的个性和为人,他是个很敬业、非常有责任心、特别想干事的人,“你不让他去,他总会感觉有遗憾。”
善意的“说谎者”
得到妻子支持的干部们来到之后,都不约而同充当起了报喜不报忧的“说谎者”。在他们对妻子的“工作汇报”中,会说到藏区的天很蓝,会谈到藏区的群众很热情,却从没有“艰苦”二字。
张女士说,“小沈去了之后,我们经常电话联系,至少每周打两三次,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身体状况。平时打电话,他一向都说很好,你就要仔细听听声音,感觉他的健康状况。一听到咳嗽都特别担心,怕他会感冒。”
2009年3月底,沈轶群在出差过程中出现了呼吸困难、双手发麻、全身肌肉僵硬、心跳过速的情况,马上被送到了医院。住院期间,小沈以“开会、不方便”为由来“敷衍”妻子,怕她担心。但是,细心的妻子还是有所察觉,“两天后,领导打电话,证实了自己的直觉,并且说由于治疗条件有限,要送回上海来治疗。”虽然责怪丈夫报喜不报忧,但是如果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也是不肯告诉他,怕他分心,总是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对于丈夫的“谎言”,龚女士有自己应对的办法:“我每天都会和他网络视频聊天。”不相信电话的原因,是因为电话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他实际的状况如何。“看到他的样子我才会心安。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他会24小时在外巡逻,没能视频,我就担心得睡不着。”
黑龙江干部、康马县委书记王贵的妻子刘淑清告诉我们,“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他的高原反应如此严重,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一到康马县就休克过去了。”那批干部所处的时期非常特殊,本来有三个月的探亲假,但是经常是电话通知就回去了,有时候一年在家的时间都不到一个月。“第一年我去机场接他,原先160多斤的人,一下子瘦得我认不出来了,回家一称,瘦了30多斤,我当时眼泪就忍不住了。”
与高原反应相比,更令家属担心的是地区的社会稳定状况。“3・14”事件发生时,张杲在电视上看到了情况很紧急,马上给沈轶群打电话,“他让我放心,他们那里不是核心区域。但是我知道他们那里环境还是很复杂。”
事件平息了,张女士感觉心里还不踏实。“本来很太平的生活,来了个‘3・14’,后来又是‘5・12’,觉得他们离得太远,总担心会出现什么事情。”
一个家本应要靠两人共同经营,但当丈夫远在报效祖国的时候,留守在家里的妻子就不能只是“半边天”了,而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也要作出很大的牺牲。
2008年,刘振明的母亲突然得了重病,老人让大家瞒着他。但是老人病很重,李女士说,“后来只好告诉他,但是那段时间赶上‘3・14’后的维稳,他还脱不开身。手术做完了才回来的。”
这种情况几乎每个留守妻子都遇到过,刘女士告诉我们:“王贵3年,我暗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次眼泪。特别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身边也没人照顾,也不想让老人担心,觉得特别无助。”虽然如此,刘女士从内心觉得挺光荣,“我为我的丈夫是个干部感到特别自豪”。
戴永忠女士是日喀则地区民政局副局长习挺松的妻子,也是一位外资银行的董事会秘书。她介绍说,家里老人帮不上什么忙,三年来孩子都是自己带的。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每年四次召开董事会的时候,都要没日没夜地加班。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连续加班一周多,儿子正在期中考试。儿子很懂事,说:“妈妈,你加班晚不用回家了,我自己可以的。”戴女士感觉特别心酸,即使加班到深夜,也会开车一个多小时从浦东赶到浦西,“回到家里看看儿子,再累也很欣慰。”
天津的李女士说,丈夫期间,正好是自己孩子小升初和中考的时候,孩子情绪受到了影响,考试成绩不理想。现在正处于青春期,“很叛逆、不好管”,她很害怕孩子因为父亲教育的缺失,“一辈子都耽误了”。现在最希望就是丈夫能赶紧回来,当好父亲的角色,能让儿子顺利长大成人。
三年的生涯即将结束,每个家属都在倒计时丈夫回到身边的日子。很多人都提到了对新生活的期待,有的说要一起去旅游,有的说要一起装修新房子,上海的戴女士也在满怀期待地等丈夫回来一起庆祝结婚十五周年,她说,这个纪念日“感觉比任何一个都有意义。”(人民论坛记者 杨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