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我与“爱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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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那时我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大概是1987年的三八妇女节前，教小提琴的黄晓芝老师委托我给她和在管弦系教黑管的陶纯孝、教大管的戴云华，以及钢琴系的周广仁四位老师写一个钢琴四重奏，准备三八节演出。那时我刚刚写完在文化部获奖的歌剧《火把节》，满脑子都是那些彝族音调，于是就把歌剧里的一些素材按照我前几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学到的一些复调手法，写成一个乐章的四重奏《火把节的一个角落》。
演出之后，我发现效果有些差强人意，后来又改成钢琴和一组弦乐四重奏结合的钢琴五重奏。可能因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我都拉过，所以对弦乐的掌握比对管乐来得顺手，这个版本比上次的“钢四”效果好一些，“爱乐女”室内乐乐团成立以后就经常在演出中演奏。我离开北京之后，又陆续加了两个乐章《思念》和《夏尔巴的春天》，就是现在三乐章的钢琴五重奏，但是如果当时“爱乐女”没有把第一乐章《火把节的一个角落》作为保留曲目，我也就不会继续写下去了。
我这个人经常会有一些怪头怪脑、异想天开的想法，爱搞一些一般人看起来不可能的“试验”。
三弦是一种个性极强的民族乐器，很难和别的乐器结合，甚至在民族乐队里也一样，那么它能否和小提琴结合呢？我想试试。特别是在1983年听了青年三弦演奏家徐凤霞的独奏音乐会之后，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当时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复调课，跟陈铭志教授学习写赋格。陈教授是河南人，我想尝试以河南坠子的风格为主题写一个二声部赋格。他老人家很认真地帮助我把主题和对题修改得宜作赋格用。我真感谢陈教授，可惜他已经故去了。此外，对于三弦的音响效果及其手法的运用，灵感来自我的好朋友，原重庆市歌剧院乐队的三弦演奏家陈乃木，他在我楼上练琴，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我就知道三弦是怎么一回事了。1986年到1987年间，为了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民族器乐创作比赛，我完成了这首为小提琴和三弦写的二重奏《引子与赋格》。
诚然，创作手法是传统的，但是演奏手法要有很强烈的河南地方色彩，特别是小提琴，要吸取一些坠胡的弓法和指法才能和三弦融为一体。例如，带装饰音的音符，右手重音要放在前面的小音符上；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的分弓要稍断开（像演奏巴赫的乐曲那样）等等。
当时黄晓芝老师和王泓老师都参加过试奏，后来由当时北京爱乐乐团的首席、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允先生（演奏小提琴）和谈龙建（演奏三弦）老师演奏参赛，得过奖。于是，黄老师就把我的作品介绍到“爱乐女”的演出节目中来，由她的学生、现在在中国爱乐的赵婵和当时在中国音乐学院、现在在新加坡华乐团的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爱乐女”在郑小瑛的支持下，把这首曲子演了几十场，乃至演到了欧洲。由于这个曲子的创作路子符合“爱乐女”室内乐乐团“中西合璧”的宗旨，又因为演出效果特别好，于是成为保留曲目，谱子也发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我特别高兴。
后来，我按照“把中国优秀的民间音乐通过西方的乐器介绍出去”的路子，陆陆续续为“爱乐女”的弦乐队编写了一些东西，如改编广东音乐《步步高》《旱天雷》等，也编了一些非常规编制的乐曲，例如为三弦独奏和弦乐、钢片琴、长笛六重奏伴奏而改编的潮州音乐《出水莲》，也被“爱乐女”带到了欧洲巡演。那种完全新鲜的音色，把著名法国指挥家皮里松感动得连声感叹“不可思议”。
由于我是管弦系小提琴专业出身，曲调创作基本功还不过关，所以改编多、原创少，后来虽然写了一些二部的小提琴合奏曲如《苏武牧羊》《雪山脚下》之类的，但都是利用现有曲调稍加发展。正如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说：“创作音乐的是人民，我不过是编编而已。”这种“编编”比起当代的才子们如谭盾、郭文景和鲍元恺等的作品来说，我的创造性、突破性和现代技法显然要少得多，不过“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尽自己的力吧。郭文景安慰我说：“杨老师，你不要去学什么十二音、无调性之类的现代技法，那是人家认为是过了时的东西，你就搞你那个‘小提琴与三弦’，拿到欧洲去就是最现代、最超前的了，因为‘高鼻子们’怎么都想不出来。”也许是吧。
1990年我因为家庭关系，调到成都四川音乐学院工作去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终止和“爱乐女”的联系。除了不断从《音乐周报》（当时叫《中国音乐报》）上剪贴“爱乐女”的消息（如访问欧洲三国等报道）之外，还常给老朋友们寄出在“川音”排演过、效果还可以的稿子，如为琵琶独奏和弦乐队协奏的《大凉山二则》，本是为川音应届毕业生王雪梅的毕业演奏会用的（当时还没有电脑打谱，都是手写后复印）。寄到“爱乐女”后，郑小瑛用铅笔帮我在上面批改，让我在演出前的最后一次排练时能及时获得更好的效果。
爱乐诸女也常把她们的录像带（包括我编创的作品经“爱乐女”之手在国内外演出的录像）寄给我，使我偏安在西南一隅的灵魂得到慰藉。
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也不知道“爱乐女”什么时候解散了。2009年，“低谷里的鲜花”二十周年，我们在厦门相聚。大家没有忘记我，这令我百感交集。当晚赵婵和黄桂芳再次演奏小提琴和三弦的二重奏《引子与赋格》。演出后还未来得及照相，黄桂芳就赶回新加坡去了。我回到香港一再想，人的一生过得很快，我们似乎还是给世界乐坛上留下了点有意思的东西，也不算活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