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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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王福臣时，他手拿对讲机风尘仆仆走进办公室，如今他是京郊有机草莓种植大户。而这里正在举办的世界草莓大会更是提前宣告了忙碌季节的开始，这让王福臣喜出望外，“今年总算能赚到钱了！”

在王福臣这里，记者不仅看到科技及政府行动对农业的推动，也看到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升级在“三农”中发酵出的不可小觑的效果。

做回农民

3年前，王福臣在北京郊区租下30亩地，陆续盖起了100多个大棚，作起了草莓种植专业户，他将自己这一举动称为回归，因为他原本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

王福臣回忆，小时候一直跟随父母在东北老家务农，自己也觉得将来会顺理成章做一辈子像他们那样的农民。但是“当时人均耕地不多，种粮食赚的太少，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仅供一家大小吃喝。如果赶上哪年收成不好，我们的日子真是不好过。”于是书还没念完，王福臣就选择了外出打工“虽然那会儿在城里打工挣得不多，那好歹比种地强。”

1998年，王福臣来到北京，幸运的把握住了北京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时机，10年间从一名建筑工地小工做到了工程部部长，也因此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直到2009年，他做出一个让家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去种地！于是就像前文所言，他在北京郊区租下30亩地种起大棚草莓。

王福臣坦言，之所以选择种植草莓，就是看好了北京对农民耕种的扶持政策和力度。说着随手递过了2011年最新的《北京市农委关于规范农业设施建设意见》的通知。按通知要求，像王福臣这样符合条件的农户每建造一栋大棚，可获得3万元补助。此外，王福臣介绍说，“为了方便我们种植和经营，政府给我们通水、通电、修公路，现在这间办公室和外面的展厅也是政府出钱盖的。我们还享受种苗补贴、肥料补贴等种类繁多的财政补贴，而且现在很方便，许多补助直接打在卡里，中间环节越少，农民真正获得的实惠越多。总体算下来，财政补贴可占投入资金40%左右。”“如此庞大的草莓大棚种植，每年向国家缴纳多少税赋？”记者问到。“我们不交税。”王福臣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有发票，但是全部免税。政府耕种扶持力度大，节省了大笔开销，大伙儿愿意也有动力去耕种。”

不过如今王福臣能享受到这些实惠，也得益于他合作社成员的身份。

咱们的合作社

经王福臣讲述，当初刚租地时，还没有想过会成立合作社。后来因为政府针对当地农户给予了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他外来人口的身份不符合标准，致使他与这些实惠无缘。当时，这里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民合作组织，包括以农户为单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根据近些年一直在北京地区推行的政策要求，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只要符合其中80%是当地农户以及其他与成立人数和资金规模等相关的规定，外来人口可以和当地农户享受到同等的政策扶持和资金补贴。于是几个和他处境相同的外来种地农户一起合计着动员了周边的当地农户入股参与，注册成立了现在的合作社，至此他们这些人也成为可享政策扶持的群体。

此前曾有调查显示，我国农户组织化、标准化发展滞后。仅有8.2%的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而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参加农民合作组织的农户达80%以上。参与这样的组织能够给农户带来哪些实惠？

在王福臣看来，合作社给他们带来的内核价值在于，改变了过去散户单打独斗，缺乏科学性、规划性管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的局面。因为合作社是根据合作原则建立的以优化社员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盈利企业形式。成员都是股东，为了照顾到每个人最终希望能够拿到满意分红的情绪，如何有效经营成为大家努力的共识，于是全体成员参与经营与发展讨论，保证了决策的民主与公开，同时因为规模适度，在运作上可以随时结合市场动向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王福臣所在的合作社将服务群体定位为高端消费者决定生产有机产品，目前已经获得相关部门的检验证明。虽然与区域内出产的同类产品相比，价格上略贵，但是经过调研，他们认为这是更有发展前景的规划。相对的，在种植技术和条件方面比其他农户的要求更加严格，为此合作社决定，每年将盈余的一部分留作公共积累，支付集体培训的费用。

农企的新与旧

草莓好看又好吃，对于王福臣来说，这可不是在玩儿现实版开心农场。他介绍，种植草莓3年了，第一年抛开基础设施搭建成本不提，仅地上种植就赔了50多万元。“当时缺乏技术和经验是主要原因。”第二年，经过团队商议，他们调整了耕种方式，在当地请来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对选种、用肥、浇灌各个方面进行指导。这一年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提升，但是由于没有销路，依然还是没有赚到钱。“我们的草莓不如那些施了化肥农药种出来的草莓好看，价钱还比他们高，所以即使眼见着丰收了，就开始担心销路的问题。今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组织的世界草莓大会给周边草莓种植户带来了商机，但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解决销路问题的长效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指出统观我国当前涉农企业的发展态势，新型企业正在不断成长壮大，老一代的企业正在因为经营运作中的缺陷面对重新洗牌的风险。他直言不讳地说，一些老式涉农企业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从农户那里收购产品，自行加工后转卖给消费者，获得的暴利没有用于研发如何提高品质，转而将钱砸到电视台，最终欠下过多孽债。正在兴起的新型涉农企业，他们懂得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从生产到最终的产品采用更规范的产业化管理，比如企业租种农民的土地，雇用农民严格按照企业的高标准生产，整个过程全部在企业内部得到监管和控制，产品有品质保障，这样的运作方式也得到愈来愈多消费者的认同。作为涉农企业里的新生力量，王福臣坦言，对于未来的发展他有不少想法，并且对这批新生力量的前景充满信心。“但是要真正落在实处，还需要政府和方方面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