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论”视角看电影《三峡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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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作者电影”方面很有代表性，他的电影基本都是从现实出发，关注社会边缘人物命运，一脉相承，可贵的是他塑造的人物的精神层面表达在逐渐进步，影像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在逐渐深入，作者认为贾樟柯多元的深层次思想是影片获得认可的奠基石。文章以极富贾樟柯导演风格，同时也是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影片《三峡好人》为例，从贾樟柯电影美学特质和其形成背景、贾樟柯的关注点方面入手分析这部电影的精妙之处。

【关键词】电影作者论 纪实美学 深层次思想 静中自省

电影作者论最早源于法国“新浪潮”电影，这一电影运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电影作者论的代表人物有戈达尔、特吕弗和阿仑·雷乃。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电影作者理论的核心主要是强调电影是一种个人的艺术，导演是一部影片的真正作者，作者电影中的摄像机就像“自来水笔”，导演应当完全根据自己的构思来创作和描绘具有个人风格的影片，并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中保持风格的统一性。随后这种法国新浪潮运动的风潮也刮到了东方，在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也先后有了推崇纪实、推崇“作者电影”的风潮。

中国主要的作者电影代表人物有王家卫、蔡明亮和贾樟柯，笔者认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贾樟柯在“作者电影”方面是最有代表性的，他的电影基本都是从现实出发，关注社会边缘人物的命运，一脉相承。从《小武》中的小偷小武、《站台》县城中永远慢半拍的崔明亮、《小山回家》中那个外地打工仔，到《世界》中的外地务工者，再到《三峡好人》中的外乡人韩三明和沈红，主要人物精神层面的表达是逐渐进步的，用影像反映的社会问题是逐渐深入的，笔者认为这正是贾樟柯导演不断思考的力量。渐渐的，他的电影里有了多元的深层次思想，这些思想正在逐步触及这个时代边缘小人物的灵魂，社会的隐痛处。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感、对现实生活细致的观察和对生命的极度热爱。

翻阅贾樟柯的履历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位1970年出生，正好经历了“”、改革开放、申奥成功等一系列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的人，所以，贾樟柯对变化非常的敏感，非常善于思考和用影像捕捉这种变化。在他自传的序中，陈丹青就说每每和贾樟柯交流，他谈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变化。就《三峡好人》这部影片来说，本身贾樟柯去三峡是为了给画家好友刘小东拍摄纪录片《东》的，但是贾樟柯一到三峡，一到奉节古城就被这里的景象和人们的生活状态震惊了，所以，他边拍摄边写剧本，创作了这部经典之作《三峡好人》，它是经典之作，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贾樟柯继续了“寻找”的主题，在人物的精神层面上有巨大突破。看过贾樟柯电影的人都知道，贾樟柯从电影《小武》到《三峡好人》无一不涉及“寻找”这一从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流传到现在的经典叙事母题。在影片《三峡好人》中“寻找”是分多条线索展开的，主线是韩三明寻找自己16年没见面的妻子和女儿，沈红寻找让自己苦苦等待了两年的丈夫郭斌。这两个寻找的结局设置从法律理性角度看是荒谬的，因为最后韩三明找到了那个自己用3000元买的老婆，最后和船老大商定要用3万块钱把自己的老婆赎回来。而当沈红见到丈夫的时候就决定结束这场合法的婚姻了。也就是说非法的东西正在被人们主动追求，而合法的东西正在被人主动放弃，这种荒谬让我们不禁反思这种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笔者认为，第一，体现了韩三明所代表的一类人教育水平低、法律意识薄弱。虽然过去了16年这种意识还是没有一点改变。好的电影总是抛出问题，让观众思考。电影《三峡好人》就非常满足这一点，这个问题让我们又发散思考，想到了影片中受香港电影文化影响至深的小马哥，受网络流行音乐文化影响至深的一直在唱《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的男孩，还有16岁就想给人当保姆的绿衣服小姑娘，这些都是中国未来青年的代表，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更不懂用法律保护自己，影片中小马哥为了50元钱，最后送了命。这种不接受教育以至于在生活、行动上的愚昧的原因，在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有很多，但在这部影片里我们不妨追随贾樟柯导演的思路去探寻，在这个地方，拆迁工每天干一天工最多赚50元，所以，在奉节这种1.5元一个床铺的低消费地区，50元不算一个小数目。当韩三明和队友说在山西挖煤每天能赚200元的时候，他们眼睛都发光了，即使韩三明最后补充说这个活很危险，下去了就不一定能上来，但是他的队友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去山西打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选择？这不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无奈。在影片中，一个当地女人的房子即将要被拆了，她对韩三明说她要离开丈夫去广东打工了，她说她可不想两个人一起坐着等死。这一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奉节城的，贾樟柯明白这实际上是当今社会崇拜物质者的通病，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或许我们每天忙碌地挤地铁，或许凌晨三点从办公室里面出来坐着车一个人回家的时候，那种无助感和孤独感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在中国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都承受着所有的变化。这变化带给我们充裕的物质，我们今天去到任何一个超市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时代物质那样充裕，但是我们同时也承受着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压力，那些改变了的时空，那些我们睡不醒觉，每天日夜不分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仅是三峡的人民。”①这种对于物质的崇拜，认为物质远比精神重要，严重依赖物质而生存的人类特性，按照马克思人学的发展阶段，应该是处于人类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候人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的第一步是现实规定性的人，这时候人都是以小群落为集体生存，人的自然属性明显。在第二阶段，人们就需要经历对物质的依赖，劳动异化，人们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凸显，并且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就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在马克思眼里私有制使得劳动和劳动产品异化，使得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异化，使得劳动者与自己的内本质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异化。这四点，在电影《三峡好人》中都有所体现，在拆迁过程中那些拆迁者每天都像机器一样，只要拆楼就可以，整体如何拆、拆哪些区域都是管理者告诉他们的，他们没有动一点脑子，因此这种劳动本身就调动不起劳动者的能动性、积极性，与人的内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相反的。而且，如果他们拆完了，就意味着又没有谋生的道路了，他们又要重新寻找一条谋生的道路，他们拆迁后获利的是电影里郭斌那样的房地产商，并不是那些实际干活的拆迁工人，这种劳动异化现象在当代中国极具普遍意义，甚至说，这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也成为贾樟柯电影能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原因，因为他讲述的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人的危机和面临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全世界的人都是共同的。

第二，沈红的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在经济全球化的热潮之中，文化的融合速度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影响着社会，在西方二战后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渐渐受到重视，男女平等在中国也渐渐被认为是主流观念了，从沈红的衣着和动作来判断，她的角色身份肯定是一个城市医院里的护士，她接受过较良好的教育，她来奉节是为了寻找她久久不能放下的情感依托，当她听说自己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了，她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只是不停地喝水，吹电风扇，但在内心已经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当她好不容易找到丈夫的时候，她没有因为丈夫现在有钱了，物质上发达了而产生一丝留恋，她很坚决地提出了离婚，这种主动要求独立背后是沈红对她丈夫情感寄托的彻底瓦解，是开启一段新的寻找的动力， 是重新给自己社会属性定位，重新出发的决心。

第三，社会中强关系作用的淡化、弱关系作用的升温。在电影中，郭斌的妻子——沈红和郭斌的战友——东明，是导演贾樟柯设计的明显在社会关系层面上与郭斌属于强关系的这一类，但是这类本以为能一辈子的强关系在这个社会上迷失了。郭斌告诉妻子的还是自己两年前的号码，平时对妻子没有一点关心，郭斌与战友也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联系了，而通过郭斌的打手我们知道：郭斌和新认识的厦门女老板天天在一起，关系不一般。这种讽刺在韩三明的老婆麻幺妹身上也出现了，她来到奉节，也是迅速找了一个船老大，这个人只是给她一口饭吃，并不承认，也并不是她的丈夫，在这种不稳定、没有情感寄托的关系中麻幺妹一生活就是16年，韩三明问她快乐吗？她说不快乐。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是有情感需求的，但是，贾樟柯通过影像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这种情感需求正在变得易变、不稳定，并且它与传统观念中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等思想背离，权力、声望和金钱的力量成为了人们选择用何种情感对待的标准。

其次，笔者想强调的是社会的宽容度逐渐放宽和贾樟柯导演对现实、对真实的尊重是他纪实美学的根基。前者说的是贾樟柯导演处在相对优越的大环境，后者是他个人对待每一个生命体验真实性的平等视点。就前者而言，因为中国社会从贾樟柯1970年出生到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早期是不让说真话，到了第五代导演时期是让说真话，但是没人敢说真话，所以，第五代电影大多通过象征，通过寓言来讲故事，到了现在第六代导演所处的时期才真正敢说真话了，所以，纪实风潮很受第六代导演的青睐，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了独立电影，有了独立表达。对于后者而言，贾樟柯擅长用中景、长镜头和场面调度的拍摄方式来还原正常人观察现实最本初的样子。他还充满智慧地运用非职业演员，演出了现实的味道，在声音方面，他处理得也很还原现实，处处精巧。例如在《三峡好人》的开篇声音中就有水声、汽笛声、人声、方言歌曲的音乐声和船上的喇叭声，声音从不同方位传来，如果我们仔细听，能听出声音的景别，能够听出时代的气息。在道具方面，贾樟柯导演很偏爱电视机，用电视机来表现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仅用于转场，还用于背景有声源音乐的提供，使得整部影片从色彩到声音，从画面到人物都能让观者闻出现实的气息。在叙事的隐性线索中，三峡真实变迁的水位线，提供了影片中现实和变化之间的参照物，随着奉节古城一座座大楼的轰然倒塌，三峡的水位线也从156.5米涨到了156.7米，随着影片播放观者就能感受到2000多年的古城一点点消亡，在这里链接历史和现实的唯有考古专家东明手里的那个考古工具，让他的挖掘证明着历史的存在。

贾樟柯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演讲中说：“人是擅于遗忘的族群，我们太容易遗忘了，所以我们需要电影。”②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存在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因为当我们再看这部影片的时候，那奉节古城，已经不存在了，那里的人都已经搬到了不同的地方，即使是在这片本身安土重迁的土地上，人们也不会因为一个古城的消亡而停下脚步去祭奠，去感慨，因为在《三峡好人》同档期上映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票房统计告诉我们更多的人如贾樟柯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去关注了“黄金”，而遗忘了“好人”。看了多遍《三峡好人》后，笔者对这个“好人”有两种解读：一种可以套用电影中的小马哥的一句话：“现在奉节哪里还有什么好人啊？”说完后，画面就切到电视机上“移民上船掩面哭泣离开家乡的画面”。所以，这里的好人，笔者认为是指心灵没有受到创伤，不那么拜金的人。第二种是贾樟柯尊敬的那种好人，他们是主动寻找，有生命力的人，他们让贾樟柯感受到：“即使在如此绝望的地方，生命本身都会绽放灿烂的颜色。”③这种主动性是他电影里人物精神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最后笔者想说：唯有从现实出发才能体会这个社会的体温，人民的冷暖，贾樟柯还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着，他是在用影像让人反思，让人自省，让人学会思考，学会在向消费社会转型的社会中坚守住心灵的净土，不要遗忘，不要忽略那些“静物”（Still Life）④，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能说明人的历史和人的存在的东西。

注释：

①②③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1，180，167.

④《三峡好人》的英文翻译就是《Still Life》，贾樟柯在《贾想1996—2008》中是这么阐述的：“有一天闯入一间无人的房间，看到主人桌子上布满尘土的物品，似乎突然发现了静物的秘密，那些长年不变的摆设，桌子上布满灰尘的器物，窗台上的酒瓶，墙上的饰物都突然具有了一种忧伤的诗意。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地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旧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

参考文献：

[1]格非，贾樟柯，等.一个人的电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2]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3]Louis Giannetti，Understanding Movies，Prentice Hall，2007.

[4]雅克·奥蒙，米歇尔·马利.当代电影分析[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M].冯颜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