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该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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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特聘教授张军：

自从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后，国企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政府拥有的完全国有的企业之外，出现了更多的现代公司和公众企业，有国有持股、政府控股等多种形式。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改革方案，要有可操作性的话，必须要有分类的基本架构。此次《决定》，更多的是把国企改革分门别类化，什么样的国企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目前来讲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要遵循分类改革的方案，未来五年，国企改革将出现比较大的动作。

《决定》用分类指导把国有企业这一整体而模糊的概念拆开来，分门别类进行改革。未来五年，如果大力推进分类改革的话，10年后就会变成这样的状况：一些领域内存在公益性企业承担政府的部分公共职能，而大量国企完全市场化。将来更多的是公众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国企只是集中在小量公益行业中去，主要由国有资产增值的这部分收益来投资。于是，“国企”这个词就进了博物馆。

现在是保留了国资委。理想的状况是，“分类”后，国资委管的还是国资，不可能管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动。国资委以后代表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不再去管国有企业，更不去管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就是所谓公司治理层面上的事情。现在国资委还是管国企的老总，行政色彩很浓。将来的方向是国资委是国有资产使用者的代表，大的国有企业股东可以行使所有权，不能去干涉企业的治理。

方案还特别指出，将来要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把国有资产问题变成投资公司问题，这是方案里面的一个亮点。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将为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提供一个更好的机制，理应是接下来应该加快推进的事情。将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不需要依托任何一个国有企业，可以对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企业进行投资，甚至可以去海外投资。但现在的状况是，一头是国资委，另一头是国企的架构，这个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的看法是，要收起国有企业的战线，不能再扩张了，这也不符合本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我们在国企国资改革上，不能一味套用新加坡模式，我们还有很多需要面临改革的方面，也有本身的特殊条件。在目前分类改革的模式下，不同行业、地区、领域也应该允许有一些不同的做法。这是我们的条件决定的。我认为，我们的国企国资改革要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很难，新加坡的国企运营模式透明，公正和有效率，是它的政府精英治理水平的缩影，我们的政治发展水平还达不到。我们还是把国资与国企分开，把大多数国企变成市场化的公众企业比较靠谱。与其照搬新加坡的模式，不如大幅度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关联度或是政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这样风险更小。

从过去的情况看，上海的经济主要靠外资注入市场活力。而“国企”总体上还是铁板一块，国资占比非常大，政府控股股份比例非常高，多在百分之六七十。上海国企在股权上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不把过高的控股比例降不去，不稀释和分散股权结构的话，不让更多的民企民资参与上海国企改革的话，将来国有资产的经营将来也会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我相信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应该会加快市场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