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红利”能带来“转型红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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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浓厚，全球要求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将入世十年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通过“扶持内需，开放市场，公平制度建立”的方式“再还原”给世界的呼声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为此，中国政府挖掘“转型红利”的迫切性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高。

上海所代表的一线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经济繁荣的步伐完全一致，充分分享了入世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劳动大军流向城市的“人口红利”、国家给予的先行先试等特殊政策所造就的“制度红利”和改革开放环境中维持高速增长所仰仗的海内外“资源红利”。但是，未来很多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预测，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不可再生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等，都会严重地拉现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后腿”，即使是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如果不改变现有思路，也可能会让中国未来陷入由于增长停滞、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对于率先要求转型的上海等沿海和中心大城市而言，首先要提高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然后才能在“制度红利”的推动下站上我们所期待的产业链的高端位置。为此，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未来国家创造的“制度红利”主要应该着眼于打造一线城市的“软实力”上。另外，提高服务意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实施程度，直接关系到服务经济顺利运行所需要的高效率水平。而这一切又和国民教育水平直接相关。所以，未来政府在教育行业的投资和产学研结合的教育理念的改革都应该大大加强。服务经济的“软实力”很大程度是考验政府的办事能力和行政效率，这一点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但是，在要素市场上，如何解决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社会福利、价格合理等，如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合理机制来提高全民的财富价值，这都是未来中国转型必须提供的“制度红利”。

第二，以改革开放为龙头做“实”服务业。发展包括总部经济在内的服务经济，最大的软肋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顺周期”特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在打造总部经济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所需要的产业辐射体系和制度优化机制，而过度地去发展楼宇经济和会展中心都有可能把总部经济建设变成楼宇建设或高级假日酒店服务。而且，这种没有生产力的负债建设都会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伤害。

第三，力争全国上下“一盘棋”，从而避免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地方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全国上下都要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布局产业的发展战略，不要一窝蜂地都去搞同样的政府提出的新型战略产业。

加入世贸组织后，依赖日益飞速增长的进出口规模，中国已跃居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但是，对超过人均收入１万美元的上海而言，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来谋求高增长就显得越来越困难了。有了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约束，配合上述的“制度红利”创造，中国还需要谋求“全球化红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层面上：

一方面，要在今后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努力将中国为区域发展和世界繁荣做出贡献并能谋求共赢发展的游戏规则“带出去”。另外，还要大力鼓励资源型和市场开拓型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寻找和世界共赢又对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积极贡献的商业机会。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转型，还必须强化对外开放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措施，充分利用国际大舞台，把世界一流的人才、技术和研发能力大力度地“请进来”。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坚持自由贸易和实物投资的理念。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之手延伸到我们自己产业链的上游。

时评人物：孙立坚

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比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等。主持过教育部十五规划研究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全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和复旦大学金融学科建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