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走出去”中的“三个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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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问题已成为当今牵动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能源方面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复杂。中国实施能源“走出去”战略面临的风险更大，难度更高。在能源领域，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与能源生产国、亚洲能源消费大国以及西方大国的协调与合作，构建三个“和谐”能源关系，将成为今后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所在。

与能源生产国构建“和谐”能源关系

近年来，世界主要能源生产国纷纷以石油和天然气作为战略武器，谋求为本国获取更多利益和实惠，增强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中东国家高度重视市场和对外贸易多元化战略，拓展油气出口市场，加大对海外投资，力图摆脱单一向美欧国家出口油气的不利局面。俄罗斯赚取了大量石油美元，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依赖大大减少；它还以能源为筹码和武器，加大对独联体国家影响，并积极发展与中、印等大国的关系。非洲国家很欢迎国外的石油公司前来投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它们也担心国外石油公司会像以前西方殖民者那样，一味掠夺能源，而不顾当地民生。因此，非洲国家纷纷提出“一揽子”计划，即国外的石油公司在开采能源的同时，必须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向当地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帮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以及提供技术转让等。同时，这些非洲国家还引进竞争机制，既希望更多的外国石油公司前来投资，又让它们之间形成竞争局面，非洲国家则可以从中谋利。

这种状况下，中国能源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业务对手增多，成本居高，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充分考虑它们的利益和要求，对发展中国家更要采取多予少取、合理让利的原则，力求形成互利共赢局面。

首先，我们同这些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要以市场换资源，以油气贸易带勘探开发，以中下游合作推动上游生产合作。如，同中东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就要着力推动长期供油项目的发展，以长期购油合同为龙头，带动其他合作项目，进一步发挥中国能源企业在技术、成本或设备上的优势。不久前，全球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之一――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已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化）合资建设福建炼油乙烯大型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炼油、化工生产与销售、成品油营销全面一体化的合资项目，也标志着沙特阿美成功进入中国成品油销售市场。此外，两公司还在探讨合资兴建青岛千万吨大型炼油项目事宜。

其次，企业要注重“社会责任”，造福一方，回馈当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典型。他们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油气开发时，为当地修建天然气发电站，投资农业产业，提供就业机会，建立教育基金等，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企业真诚合作的良好形象，赢得所在国政府及人民的好感与信任。同样，中石油在苏丹进行能源合作，不仅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他们向当地累计捐资3228万美元，其中1928万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这些举动赢得了苏丹政府和人民的交口称赞。

最后，中国政府还需整合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资源，全力营造良好互信的双边关系，为开展双边能源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与亚洲能源消费大国构建“和谐”能源关系

当前，亚洲石油消耗量约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0％以上，其中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已分别成为世界第二、三、四、七大石油消费国，而且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亚洲各国采取的一些做法，势必导致它们在能源领域产生竞争与摩擦，进而导致其双边关系中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石油管线向东修建问题上，日本与中国展开竞争。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结论，东海大陆架可能是世界上蕴藏量最丰富的油田之一。日本制造种种舆论，炒作与中国的东海资源之争，两国也出现一定的竞争局面。在南中国海区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竞相勘探和开发这里丰富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印度、中国都致力于海外能源勘探和开发，不时发生一些碰撞和矛盾，有时被西方媒体所夸大和歪曲，称为“龙象之争”。总体上，亚洲各国之间能源合作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进口油源单一，石油市场相当脆弱，造成亚洲能源“溢价”问题长期存在，损害各国的共同利益。自1992年起，亚洲国家从中东地区购买的石油每桶就高出欧美1～1．5美元，且已扩展到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等领域，这使亚洲石油消费国每年向中东石油生产国多支付50亿至100亿美元。

因此，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亚洲各国间的磋商与合作。首先，中国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能源对话，着手研究中长期能源合作构想和基本框架。2005年以来，总理与主席相继访问印度，积极推动中印能源对话与合作。中印两国有关专家也发出倡议，为促进中印两国以及更多亚洲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应建立双边和以中印为主体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比如组建类似于国际能源署的“亚洲能源署”，设立涵盖整个亚洲的石油战略储备，并着力协助各成员国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节能技术以及开发新能源。前不久，中石化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以8亿美元联合“斩获”哥伦比亚一石油公司50％的股权。日本产经省也表示，在能源领域愿意与中国进行合作。

其次，亚洲内部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已有不少，且十分活跃。中国积极促进各国通过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进行能源合作。2004年6月，在青岛举办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上，能源安全和合作成为会议主要议题，并通过了《青岛倡议》，为亚洲区域能源合作制订了行动纲领。很多专家和学者建议，可将“博鳌亚洲论坛”中的能源论坛作为例会，定期召开，为讨论亚洲能源问题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场所。2007年1月，在第二届东亚峰会期间，出席会议的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

再次，加强多边能源合作。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海域进行竞争性勘探和开发势必会导致地区内政治形势紧张，因此，建立亚洲多边能源合作企业是比较理想的模式，既可以规避一些冲突和矛盾，又可以加强各国技术与资金的互补。中俄日韩蒙开展多边能源合作便是一个例证。

与西方大国构建“和谐”能源关系

首先，破除“中国能源”。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寻求能源的政策是掠夺性的，对全球能源秩序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宜强调，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发达国家和地区把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了这些国家对能源的消费和需求。将能源问题政治化是没有根据的。中国还应进一步宣传和平发展、建立和谐世界的长期战略意图，阐述新能源安全观，强调“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能源战略。

其次，中国应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多层次能源对话机制，增进相互了解与合作。在这方面，美国与欧盟的意愿也尤为强烈。美国政府公开表示，中国的能源战略尚未最后成型，希望能通过与中国开展能源对话与合作，影响中国的能源战略，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能源体系，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能源消费者。2005年～2006年，中美已举行了两次能源政策对话，达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同欧盟也展开官方的能源对话。除加强现存的官方机制外，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还需扩大民间能源交流，多举办能源合作展览、业务培训等活动。

再次，促进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能源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双方可以共同促进中东、非洲等产油地区政治稳定，保障国际能源供应安全；共同维护重要油路畅通，保证国际能源运输安全；共同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争取油价在合理范围内波动；扩大全球油气资源开采规模，增加产量；促进全球能源品种多元化的发展，如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促进节能增效；保护环境，减少能源消费对环境的破坏；等等。2006年12月，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四国能源部长齐聚北京，与中国发改委官员共议能源合作，旨在稳定国际油价，推动双边或多边能源合作，加强与石油输出国组织进行对话。美国总统布什不久前称，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一起创建一个新的亚洲太平洋清洁能源发展伙伴关系联盟。该联盟将促进各成员国研究和发展清洁高效的能源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广使用民用核电、生物能、水能、风能和太阳能，以满足它们污染减排目标。

最后，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和充裕资金，而中国正在采取能源品种多样化战略，正着力研发和推广核能、洁净煤技术及可再生能源等，完全可以借它山之石，学习和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获取资金支持。当前，美国已成为中国能源领域最大的外来投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