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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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中年一代外交官的记忆里，“大山子”这个地名无疑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或许，在他们的外交生涯里会行走过无数具有深刻记忆的地方，如我，在过去的20多年里，曾经在苏黎世、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布鲁塞尔、柏林、马赛、尼斯、布拉格、香港、马达加斯加、比勒陀利亚等许多城市留下自己的背影，但我始终忘不了自己的外交之旅，是从北京东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大山子”起步的。我的许多外交部的同事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山民”。

“大山子”紧挨着机场路，与后来声名显赫的“798”艺术区比邻。我们居住的这幢三层高的普通楼房，是外交部少数几幢青年外交官集体宿舍之一。其他的还有位于北京北郊的“一家春”宿舍，这里本是一家沥青厂的职工宿舍，几年后改造成亚运村，再之后又变成了奥运村。当时除了“一家春”之外，还有老部（外交部街）集体宿舍、后圆恩寺集体宿舍等。

居住在“大山子”的青年外交官大都是从各大学毕业分配的应届或早几届的毕业生。但也有些“山民”是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如后来曾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现任驻美国大使的崔天凯，就是在结束了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的学业后居住到此的。当年与我前后在这里做“山民”中的许多人，现在大都已经担任了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在“大山子年代”，他们就像现在外交部新干班的青年外交官一样青葱……

记得那时候的每天傍晚，随着外交部班车的抵达，寂静了一天的“大山子”就嘈杂起来。服务员拿着一大串钥匙楼上楼下地忙着给各个房间开门。稍事休息后，“山民”们又拿着饭碗叮叮当当地去食堂打饭。有时对食堂伙食不满意，就偷偷在寝室里用电炉煮点方便面调剂一下胃口。饭后，“山民”们有的洗衣服，有的在寝室里和室友聊天，男生大都喜欢聚在唯一的电视房里一边看球赛一边神侃。

我本人因为在单位办公室安了一张行军床，所以并不是每天都回“大山子”住，这无形中给正在谈恋爱的室友提供了便利，也免去了当电灯泡的尴尬。我虽然与室友交流不多，但对这个话语不多的胖胖的室友，还是印象不错。后来由于出国常驻，与室友断了联系，但在一次接待由时任新成立的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大使率领的代表团时，在瑞士苏黎世机场意外遇见了这位室友。当时这位室友已是军控司的处长，再后来成为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高级外交官。

我们在“大山子”居住时，国内还没有实行公务员制。但能够进入外交部的，无疑都是国内各大学的尖子生，他们大都是以高翻的名义考入外交部的。进入外交部的第一年，有些新生还要加入“讲师团”，去一些偏远和贫困地区担任教师，为当地培训师资。很遗憾，这种制度后来被取消了，代之以军训制度。新入外交部的干部一开始是接受一年的军训，后来逐渐缩短，直至目前军训时间压缩为一个月。也许军训制度对有“文装”之称的外交官而言，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培养青年外交官严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作用。但我认为，外交队伍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更多的是在工作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军训的作用到底能有多大，恐怕只有那些曾经被培训过的青年外交官才知道。我的太太北大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如愿进入外交部。军训三个月后，我问了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团长和营长哪个大？她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在我忍不住大笑的时候，她还辩解：“我们接触的最大的官就是排长！”

在外交部工作的同事都知道，外交部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山子”也是如此。在“大山子”居住期间，我见证了许多“山民”朋友陆陆续续从“大山子”走出，走向世界各地的使领馆；也有许多新人不断从世界各地来到“大山子”，加入“山民”的行列。

偶尔有一次，我从一位“山民”朋友那里得知，我们外交部直属单位人员（那时我是外交部直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编辑），也可以像外交部机关的同志一样，到驻外使领馆工作。于是，在1991年的冬天，我向曾经担任过外交部干部司司长的时任出版社社长咨询，并得到了他的鼓励。于是，我在次年，也就是1992年的夏天，经过外交部的领事和礼宾业务培训，第一次走出国门，前往我的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