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亦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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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朝代，但在对外关系上却始终处于弱势。在北宋崩溃后避地江南的这一政权从开始建立就受金朝武力的重压，而后是更为悍勇的蒙古铁骑。历史的轨迹时有诡秘，文明毁于野蛮自古以来在东西方皆屡见不鲜。由于这种压力和危机的存在。南宋诗歌中尤多表现忧国情怀、报国志向的作品，而其情调往往以悲愤为主。人们最熟悉的。前期要数陆游临终时带有遗嘱意味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而后期，应该就是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了。将两首诗一起读，我们未免会产生一些伤感。因为“北定中原”始终只是一个梦想。而志士仁人所能追求的。终了唯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同时我们也从诗中受到鼓舞：尽管历史巨变的狂潮并非一二书生所能抵挡。但他们崇高的气节、慷慨的情怀。却因灾难的磨砺而愈发光华灿然；它让后人懂得，即使“命运”是不可征服的，至少还有同样不可征服的事物存在，那就是人的意志。

文天祥是科举场上的状元郎，官至右丞相。状元宰相，说起来简直就是古时文人能够获得的最高的荣耀了。但对文天祥来说，这只带来了无穷尽的艰难与辛酸。因为他生活在南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末期，他的仕宦经历。完全是伴随着这一王朝走向毁灭的过程。这就是“辛苦遭逢起一经”，它的意思是：自从由科举得官，遭逢皆是辛苦。宋代科举考试中有经义一项。于儒家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中选一经。但“起一经”又不仅仅是用经义考试代指科举(宋代科举除经义还有其他内容。其中“策论”尤为重要)，它同时也表明自己出仕的志向与儒家经典的关系。文天祥在绝命词中说：“孔日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表明他确是一个儒家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形势却是每下愈况。尤其是自文天样1275年应诏勤王以后的四年。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已完全不能与元军相抗，终于到了“干戈寥落”的尽头(“周星”指岁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从国家来说。大好河山在敌人的侵略下支离破碎。昔日繁华如柳絮随风散去；“身世浮沉雨打萍”，从自身来说，数年间从募兵从戎，到以丞相身份出使元营而被拘留。然后逃脱再战，终至兵败被俘，奔走四方，颠簸流离，没有力量支配形势的变化，就像暴风雨中渺小的浮萍。太平时代的读者难以充分体会文天祥在国破家亡、身为囚徒之际内心深切的悲哀，但他的痛苦，我们多少还是能够从这形象的诗句中感受到的。

这首诗作于祥兴二年(1279年)初，当时元军出珠江口进攻南宋最后据点捱山(在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文天祥被押解同行。船经过的一处海面叫“零丁洋”，这使他想起两年前在江西与元军作战惨败，顺赣江退往福建，经过一处河滩名为“惶恐滩”。昔日惶恐，此时零丁，两个地名正好被用来象征自己从事抗元战事以来的经历。诚然，个人是渺小的。所谓“挽狂澜于既倒”，如果没有形势转变的契机。不过是无意义的。从诗歌艺术来说。这两句通过具有感彩的地名将事件和情绪融合在一起，构成的对仗天然巧妙。内涵也非常丰富。

文天祥出身于富贵家庭，早年生活颇为优裕。从政以后历经艰危坎坷。两度陷入敌手。如果他愿意，并不是没有另觅出路的机会。而且元朝一方也对他一再表示敬重。他不可以“识时务”而“为俊杰”吗?但既然立志要承担国家与民族之命运，就无从逃脱它的危难所带来的一切不幸。个人的生命因而失去安乐与欢愉，变得格外阴晦和沉重。诗的前六句始终将国难与身危两方面的凄楚哀痛结合为一体来描述。情调悲愤而低沉。这是必然的。也是真实的。但诗人不愿意完全沉湎在其中。无奈、无力。惶恐、零丁，都是事实。但还是有一种力量可以自救，可以使人振奋，那就是意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歌到了最后以如此高亢的调子来收束。诗人相信只要坚守自己所信奉的道义，不惜以死来完成自己确认的道义责任。那么。他的形象仍将映照史册(“汗青”代指史册。上古用竹简记事，制作竹简须用火烤去竹汗即水分，故称汗青)。

文天祥其实是一名书生。他的诗虽然说不上一流，但也堪称为出色。至于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能，则未有足够的证明。因为在宋朝而言，那是衰亡的年代，政权的活力已经消失，即使他有能力，也缺乏成功的机会。他给后人留下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一个民族渡过它的危机，谋求自存和发展永远是有价值的。我相信文天祥在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时想到过这一点，他所考虑的，至少不仅仅是个人在历史中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