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绅士风格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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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用英文翻译中国经典时，遇到“君子”一词最常见的译法就是“绅士”（gentleman）。由此可知，这两个词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都是指称某种值得肯定的人格典型。不过，“绅士”一词也可以广泛指称成年男子，所以在演讲的一开头，许多人会说：“淑女们与绅士们。”而在使用中文的人群中，很少听说谁会公开说：“各位君子。”也许“君子”的层次更高也更为罕见，并且始终保持其理想性。

有一位复旦大学的硕士生来台大求学一年，说他很佩服一位心理系教授，因为这位教授一再强调：儒家要求人人都成为君子。我问这位学生：他有没有说明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君子？答案是没有。心理学与哲学的差别即在于此。心理学告诉你：如果你希望社会和谐，你就应该修养自己成为君子。哲学告诉你：如果你理解“人性”是怎么回事，你就会要求自己成为君子。

那么，西方人所肯定的“绅士”是一个什么样的的概念呢？它有没有更深刻的根源呢？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在紫禁城出生，当时西方的船坚炮利已经震慑了中国。溥仪如果再接受传统的中国式教育就不太合时宜了。宫廷为他找来一位英国籍教师强斯顿（Reginald Johnston）。当强斯顿同溥仪谈到他将会受到何种教育时，特地描述了“绅士”的形象，其大意是：绅士是一位说他所想并且想他所说的人；他对言语能运用自如，可以精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且具有正直的品行，保证会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起责任。

“言语”在此居于关键地位。为了完整说明强斯顿在溥仪面前提出的绅士理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引述纽曼在《大学的理念》所做的细腻而著名的描绘。

“他帮助别人时，不会邀功。他施舍时，倒像在接受施舍……争论时不会口不择言，也不会胆怯退缩；不会占人便宜，不会把人格魅力或尖锐言词当成论证，也不会迂回地讽刺骂人……他不会因为别人出言不逊而感到被冒犯，因为他清醒明智；他不会记得他受过的伤害，因为他专注于眼前要做的事；他不会对人心怀恶意，因为他没有那种空闲。”

这样的“绅士”如果用来翻译儒家所谓的“君子”，大概相去不远了。仔细推敲，还是集中于“言、行”二字。《易经？系辞传上》引述孔子的话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至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按照纽曼的理解，绅士在社交场合也许可以产生作用，大家表现所谓的绅士风度。但是稍加思索不免让人困扰，因为这听起来倒像是孔子与孟子所大力批评的“乡愿”了。难道西方的绅士最后看起来会是一个乡愿吗？

或者，以比较公平的方式来说，儒家所谓的君子，是否在某些方面也会显得类似乡愿呢？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凡是主张“人和为贵”，要求大家互相尊重及忍让的说法，不是都有乡愿的嫌疑吗？这个问题如果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如何判断谁善谁恶，以致你可以采取明确而正确的立场？二，如何肯定自己是对的，是站在善的一方，以致可以同恶的一方划清界线？这两个前提不论在中国或西方，都没有公开而清楚的判断的标准。这也是人生的根本困惑之一。

不论绅士或君子，都不是顺着人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发展成功的。两者都需要接受教育并进行修养，并且目标都是“修己善群”，使自己成为维护群体秩序的中坚力量，使社会因为自己而更为完善。在此，问题转变为：是否只有少数人，因为受过教育而有责任成为绅士或君子？或者，这种人格典型是“每一个人”（不分性别与阶级）都应该去向往及实践的？

我想，答案应该是后者：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君子或绅士。这种答案若是成立，就须进而探问：这种人人具备的责任是由何而来的？是天命，还是人性共同的要求？若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则绅士或君子的理想终究是虚而不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