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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幻觉的行为经济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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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行为经济学与财政幻觉共同的基础是认知偏差,在此基础上财政幻觉具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不同的类型。相较于乐观的财政幻觉而言,悲观的财政幻觉是实现财政民主的更优选择。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禀赋效应、现状偏见、锚定效应、心理账户理论可以解释财政幻觉产生机理,并深化对财政幻觉现象的认知。通过对上述行为经济学原理的正向或逆向应用,财税制度安排可以产生乐观或悲观不同的财政幻觉。在财政民主的背景下,制度选择过程中可以借助财税制度产生的悲观的财政幻觉来觉醒纳税人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为财政民主的实现奠定观念内核。

关键词:财政幻觉 行为经济学 原理 应用 制度选择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将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不完全理性市场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模式研究,分析影响个人行为选择的内外部因素。作为行为经济学、心理学基础的原理是“认知偏差”。认知心理学从认知的视角观察人的行为,认为个人对现实的反应可能与客观世界不符,但和个人思维和想象的内部世界中的主观现实是一致的,即存在所谓的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对影响未来决策的效用评估上。效用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商品或服务满足人欲望的能力,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或服务时所感受到的满意程度。卡尼曼将效用分为两类:一种是边沁使用的,指快乐和痛苦的体验,称为体验效用;另一种是现代意义的,指决策的权重,称为决策效用。其中,体验效用是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和判断的依据,但是,人们在对未来进行决策时依据的是自己对未来效用的预期,也就是预期效用。因此,个体在决策中产生的认知偏差来自于对影响行为选择成本和收益的预期,即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与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存在一定误差,这在个人决策时会产生心理错觉,并影响个人决策的结果。行为经济学就是研究在认知偏差基础上个体进行决策时行为模式规律性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这一分支随着其代表人物例如卡尼曼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和重视。

(二)财政幻觉

所谓的“财政幻觉”,是指基于不同财税制度安排在纳税人心理上产生认知偏差,强化或弱化纳税人对税负痛苦的主观心理感受,并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结果产生影响的制度效果。财政幻觉的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学者阿米卡尔・普维亚尼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将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理论推广应用于财政民主问题。布坎南指出,在充分的民主的背景下,不论最初的组织动机如何,财政制度均能够根据它们产生财政幻觉的倾向进行分析和排列。财政幻觉有乐观和悲观两种不同类型。普维亚尼式的财政幻觉是一种乐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财政幻觉强调通过财税制度安排产生弱化税负痛苦的主观错觉,以减少推行财税制度过程中来自纳税人的阻力;布坎南式的财政幻觉是一种悲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财政幻觉强调通过财税制度安排产生强化税负痛苦的主观错觉,以激发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打造民主参与的观念内核。对于财政民主而言,悲观的财政幻觉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财政幻觉产生的机理是认知偏差。布坎南认为,如果选择者不掌握关于可选择对象的充分信息,而且他半信半疑,那他就会对可选择对象形成不完全的概念。如果他受到某种幻觉的影响,他就对可以选择的对象形成错误的概念。在纳税问题上,认知偏差容易导致财政幻觉的产生。缪勒指出,财政幻觉的一般观念是,存在某种没有被公民观察到或没有充分观察到的政府税收来源。如果这些来源的资金被花费了,那么一部分或所有公民都会从这些花费中获益,而对于政府的支持就会增加。因为公民不清楚这些开支的来源,所以,他们看不到支付更高税收或错过税收削减而带来开支增长的痛苦。基于认知偏差而产生的财政幻觉会对纳税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公共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

(三)应用行为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幻觉现象的基础及意义

财政幻觉产生的原理与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同,二者都是基于认知偏差。行为经济学探索不确定性的外部条件以及个体主观产生认知偏差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选择问题,而财政幻觉是在对影响行为选择的各种变量及其权重进行预期过程中发生偏差而产生。这样可以借助于行为经济学的原理阐释财政幻觉产生的内在机理,从而深化对财政幻觉现象的认知。

基于行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向或逆向的不同应用,财税制度安排会产生乐观或悲观两种不同的财政幻觉。本文的目标便是通过对不同种类财政幻觉现象的分析,厘清其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原理及其应用状态,通过对行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反向应用来矫正不利于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生成的乐观的财政幻觉,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营造有助于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生成的制度环境。我国当前的民主、法治建设所遭遇的阻力,大部分来自于历史的负重。两千多年的专制、人治的历史塑造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观念,而民主、法治意识极度匮乏。即使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当前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淡漠。应对此种问题,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也可以借助于悲观的财政幻觉,通过有针对性的财税制度设计放大税负痛苦,将民众对个人利益的关切转化为对公共事务民主参与的热情,从而提升民众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前景理论及其从中引申出的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锚定效应和心理账户是行为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基石,本文对财政幻觉的考察亦将以上述三大理论为基础进行。

基于前景理论的财政幻觉分析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卡尼曼(Kahneman)和行为经济学大师特维斯基(Tversky)在1979年提出了前景理论,也有的学者将前景理论翻译为“预期理论”。该理论指出,在面对未来的风险选择时,人们通过一个价值函数来进行价值评估。前景理论的下述原理能够解释各不相同的具体的财政幻觉现象。

(一)基于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所谓的损失厌恶是指人们厌恶任何形式的损失,并尽量使这种损失不再发生。在作出自己决策的过程中,人们赋予损失的权重要明显地大于赋予获得的权重。卡尼曼认为,当人们对盈亏进行直接比较或权衡时,亏似乎比盈影响更大。换言之,大多数人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度是不对称的,面对损失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面对获得的快乐感。在金钱方面(或在其他的“损失”或“获得”能够被衡量的领域),人们对‘损失’的价值感知通常是相同数量“所得”的两倍。普维亚尼归纳的下述财政幻觉现象均是基于损失厌恶原理的逆向应用而产生的。

一是将税收计入个人对私人商品和服务所做的支付中,会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典型的代表是消费税的征收。此种财税制度安排将赋税隐藏于私人的购买行为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能够避免公众产生损失厌恶的心理,制造了乐观的财政幻觉。这种能够产生乐观财政幻觉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纳税人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觉醒,是逆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的结果。这一启示的意义在于,通过正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可以产生有助于财政民主实现的悲观的财政幻觉。具体而言,价内税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不利于财政民主观念的觉醒,价外税是比较理想的税制选择。

二是统治者作出假的许诺,这种手段往往采取使个人认为各种各样的支出计划是暂时的和短期的形式,从而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而实际上,这些计划一旦开始实施,就会维持下去。此种故意营造税负痛苦是“暂时的”、“短期的”的财税制度安排,能够利用公众的损失厌恶心理降低推行此项决策的阻力,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这也是逆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的结果。这一启示是,对于财政民主而言,有关财税的法律、法规的名称中,尽量避免出现“暂行”的字样,通过正向应用损失厌恶原理,最终产生悲观的财政幻觉。我国现行的税收法规名称中,多数带有“暂行”的字样,这不利于产生有助于财政民主观念觉醒的悲观的财政幻觉。

(二)基于参照依赖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所谓的参照依赖,是指价值的载体是相对一个参照点定义的“损失”或“获得”,换言之,实际情况与参照水平的相对差异比实际的绝对值更加重要。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时,常常会选取一个参照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人们通常不会过多地留意所处环境的特征,而是对自己的现状与参照水平之间的差别更为敏感。卡尼曼认为,人们最常见的参照点就是现状,但也可能是你期待的那个结果,或者是你感觉实至名归的结果。高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获得,低于参照点的结果就是损失。

在逆向应用参照依赖原理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普维亚尼指出,在公共支出中,政府往往不让公众看到预算计划的规模和真正性质,这种情况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即使在现代的预算制度下,预算的复杂性也致使公民至多粗略的了解公款的分配情况。同时,在预算报告中仅仅提出预算规模的数值,而缺乏不同年份之间预算规模的纵向比较和不同部门和支出项目之间的横向比较,也容易产生上述这种财政幻觉。此种财政幻觉现象产生的原理就是参照依赖的逆向应用,即通过弱化公众对财政支出数量“变动”的感知而使其更容易接受现行的财政支出方案。此种乐观的财政幻觉不利于公众获得真正的财政信息,降低财政过程的透明度,不利于财政过程的民主参与。这一分析的启示是,在推进财政透明化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忽略基于逆向应用参照依赖而产生的这种乐观的财政幻觉,只要将参照依赖原理的应用由逆向转为正向,即将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年份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支出项目之间有关预算支出规模、绩效等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嵌入财政透明度的量化指标之中,就可以消除这种不利于财政透明、民主的乐观的财政幻觉。

(三)基于敏感度递减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卡尼曼指出,一种降低敏感度的原则在感觉维度和财富变化的评估活动中都是适用的。这即所谓的敏感度递减,是指不论是获得还是损失,其边际价值随其不断增大而递减。鉴于对未来不确定的金钱结果的偏好,敏感度递减意味着随着人们眼前的财富水平距离参照水平越来越远,其价值的边际变化量将不断减少。

将此种敏感度递减原理正向应用于财政制度建构过程,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普维亚尼认为,如果可以分解一个人的总纳税负担,使他面对无数小税而不是若干大税,就会产生财政幻觉。这种将税负分散于若干小税的做法,其原理就是敏感度递减的正向应用,即纳税人对众多小税的税负痛苦敏感度会逐步递减,如果税负在其可承受的限度之内的话。此种利用“短痛”分解“长痛”的税制安排,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但此种税制结构不利于只有在足够的税负刺痛下方能觉醒的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生成。在财政民主的背景下,只需逆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即可消除上述乐观的财政幻觉。具体而言,正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并产生乐观财政幻觉的税制选择是复合型税制,逆向应用敏感度递减原理并产生悲观财政幻觉的税制选择是简单型税制。这一启示是,简单型税制更有助于财政民主的实现。

基于禀赋效应和现状偏见的财政幻觉分析

在损失厌恶的基础上,还可以引申出其他两个行为经济学中的原理,即基于现有物品损失的厌恶而产生的禀赋效应和基于现状改变的厌恶而产生的现状偏见。

(一)基于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产生的财政幻觉及其启示

禀赋效应又被称为拥有效应,是指人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有着一种“依恋”的情感,因此要让他们失去自己所拥有的物品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禀赋效应作用下,人们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物品的价值,表现为同样一件东西,如果人们本来就拥有,放弃它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比买入这件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要高得多。由于人们失去一件东西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同一件东西的快乐,人们厌恶失去自己现有的禀赋,只有更高的卖价才能弥补失去的痛苦。禀赋效应是损失厌恶的一种表现形式。

禀赋效应原理的不同应用方式会产生不同的财政幻觉。逆向应用禀赋效应能够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正向应用禀赋效应能够产生悲观的财政幻觉。逆向应用禀赋效应原理主要体现在间接税的税制中。间接税制度之下,对于直接的纳税人而言,因为税负能够转嫁他人而无需自己承担,不会产生税负痛苦,容易产生乐观的财政幻觉;对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而言,因为其不是直接的纳税人,在税负转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条件下,其同样容易产生财政幻觉。基于间接税而产生的财政幻觉的原理就是充分利用禀赋效应,避免以直接方式剥夺纳税人拥有的财富。此种财政幻觉不利于民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因为纳税人由于幻觉而没有受到税负痛苦的激励,进而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这一启示是,通过正向应用禀赋效应构建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更有助于财政民主的实现。直接税因其不能转嫁税负,税负的最终承担者与直接纳税人两种角色重合,税负的痛苦会直接传递到纳税人身上,容易产生悲观的财政幻觉,进而有助于激发纳税人财政民主参与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