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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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早上6点，兰迪・斯科特（Randy Scott）家的电话响了，他的父母想知道他是在旧金山湾区还是在路上，他一向如此。他们告诉他纽约发生的事，他就打开了电视。“我站在那里看着，”斯科特回忆说，“目不转睛。”

最后斯科特动身驱车去上班――他是Genomic Health公司的CEO，公司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办公室四周树木掩映，离旧金山湾南端几百码远，距曼哈顿约3,000英里。当天，公司的很多职员待在家里，由于震惊、恐惧和过于草木皆兵而没去办公室；那些露面的职员，也都在那里悄声谈论、看电视或上网浏览最新动态。中午，斯科特把他们集中起来，全都带出去吃午饭。“这正好是聚在一起交流我们想法的机会，”他说。

接下来的几天，斯科特开始寻找他需要的词汇。他对员工说,4,500多人死亡或失踪,他们的家庭陷入巨大的悲痛。不过，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50多万的美国人将死于癌症，那些家庭也会悲痛欲绝，而Genomic Health公司正在研究人类DNA，寻找癌症疗法，可以对此做些什么。因此，公司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是一项善举。

斯科特的做法完全正确。它让我们想起了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社会资本。

现在，我们可以埋葬，或至少可以搁置那些个人主义者的神话――那些无意识的有害的虚构，我们置身其中都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追求出类拔萃，在独立王国里孤独的漫游者。

如果“9・11事件”证实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我们在类似这个时候吸收的股份：共同的目标、信任、经验、善意、纯粹的人道。正是社会资本带来了，并继续带来许许多多的人来抚慰曼哈顿，帮助进行援救工作。正是社会资本用人民的生命力填满了这个国家的保险柜。正是兰迪・斯科特通过把职员带去吃饭这样的简单行动保护了社会资本。

在时代繁荣昌盛时，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其实在同一条船上。事实上，社会资本是所有组织生活赖以存在的地基。唐・科恩与劳伦斯・普鲁塞克在其新著《在良好团体中：社会资本如何使组织运转》中写道，“社会资本是人们工作生活构成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往往是无形的……然而那些社会因素具有巨大的影响……由低社会资本造成的损害及源于高社会资本的利益是可见的，且是可理解的。”

社会资本像所有资本一样，需要投入运营，而不是塞在一个精神的或组织的垫子里。不利用它，它就会变得懒散，甚至令人厌烦。然而，对之进行投资，并想法把它投入到富有成效的应用中，那么你的组织中的人就会奋起迎接几乎任何挑战。

20世纪80年代，由弗里德里希・赫茨伯格进行的积极性研究表明，薪水是他所谓的“卫生因素”――是某种人们期望的东西，是他们对体面的清洁程度的期望方式，但不是动力因素或工作满意的源泉。当然，这一过分简单化的解释――“金钱不是动力因素”――是胡说八道：钱推动着我去做许多事情，正如它推动你一样，大钱推动着我去做那些钱少了我就不会做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虽然金钱的确可以激发积极性，但它不能赋予人灵感，它也不会使人团结：我们会很投入地去买一大捆彩票，但如果真的中了奖，我们几乎肯定会开始争吵。而社会资本则会给予我们灵感并保持群体的团结――不管我们是中了彩票还是抽了一小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