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国际视野: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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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欣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大学图书馆总馆副馆长、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武汉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语言学、文献学、图书馆史、图书情报学等。

主要著作:《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清末时新小说集》、《翁方纲经学手稿五种》、《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碑帖图录》等。

编者的话:本刊9月(下)推出“话语体系的中国之问”专题策划,集结了郭建宁、秦宣、公方彬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成果胜义纷呈,仍有未尽。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重要课题,故此期又约请了周欣平、张西平、王义桅三位学者,继续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期集中刊发,以飨读者。

摘要 与西方的学术发展相比,中国的学术话语相对狭隘。中国学界只有打破陈旧思维和教育方式,才能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多年来,中国学人过分注重建立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而忽略了建立一种普世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学界必须提倡全方位的理论创新,积极支持并奖励那些占据视野高度、具有宏观主导力与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和成果,并将这些思想和理论纳入中国话语体系,才能影响世界。

关键词 学术话语权 创新机制 中国学术 西方学术 范式迁移

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应该是中国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并由它们引伸而发展成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也就是说,要建立中国话语体系,首先要确定它的内涵和创造机制。学术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出发点,与学术话语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学术话语权。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要具有深厚的内涵及国际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孙子兵法等文化精髓,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影响巨大,但它们毕竟缺乏时代感,无法完全与现代社会相匹配。当今世界需要新话语和新思想。因此,要建立具有时代意义的话语体系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创造新话语、新理论、新规则的创新体制。

毋庸置疑,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必须有强大国力的支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强大国力包括政治影响力、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美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因为其具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和超强的生产力以及强大的军事潜力,并取得了主导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是难以在世界上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的。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实力与影响力,就要在国际事务及文化影响方面建立合理、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

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的内涵

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要有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设立议题”的功能,即“agenda setting”的力量。这就需要有学术话语权和与此相关的创新机制。没有学术话语权和创新机制,你讲的话没人愿意接受,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建构话语体系从何谈起?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不同于“中国学术的话语权”。严格说来,学术是无国界的,是具有强烈的国际性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中国学人要走出凡事以中国划界的狭隘的学术思维,建立跨国度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思维框架。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与传承中似乎少了一份普世的视野、境界和目标。诚然,中国学术几千年来从不缺少对世界、宇宙、人和社会普遍现象的探讨,但我们也为中学和西学的界定所桎梏,常常作茧自缚,把我们的学术话语定位仅限在中国学术的圈内,没有把力量放在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法则上。事实上,当前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虽然我们习以为常地在学术研究里以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为主,但不论是中国的人口、环境、社会转型,还是传统学术中的语言文字、文学理论、哲理思辨无不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如要从中国学术的框架里产生的话语和结论,能引伸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理,就应提倡从中国学术的话语结构向中国的学术话语结构的思想转变,或者说要放下或逐步淡化所谓的中国学术概念,而拓展出一种建立普世科学的宏大思维空间。

中西学界学术范式异同之辨析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一直追寻的是建立一条普世法则的道路,它们似乎有一种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大科学精神和唯我独尊的气势。在西方很少有人谈什么是英国学术、美国学术、德国学术,他们所谈的常常是世界范围的学术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而中国学人则在自我限定的学术范围内转悠了上千年。至今,许多人文社科领域里的研究都是先贴上中国的标签,如中国语言学、中国政治学、中国艺术等。事实上,除了对象和资料是中国的,结论和方法都应该是世界的,必须提升到探寻普遍真理的层次上,建立起普世法规和理论体系。当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时,他就开始思考万有引力的理论框架和宇宙的本质这一宏观议题,而不是去考虑英国的苹果和法国的苹果是不是在不同季节或同一气候环境里掉下来的。前者是广泛思维,后者是狭隘思维,它们所产生的话语体系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教育体制激励人从小就开发自我,标新立异,激励学生和学者去建立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普遍法规、理论和规范。这大概是西方学界能牢牢把握世界范围内学术话语权的主要原因。西方学术史上的圣人不少,却很少有怕圣人的现象。而中国学者在建立人文社科领域的话语架构时的底气和勇气却总显不足,其原因恐怕是肩上背负的包袱太重,“离经叛道”的人不多。试问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有多少中国学者在试图建立普遍的理论体系?反之,西方学界则把建立普世的科学法理推广到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引领时代潮流,从而吸引世人并牢牢握住话语权。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里,经常有人提出新定律、新法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在讨论和探索。

中国学界需打破旧思维建立新体系

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似乎还少了一些扶植的力量和机制。在中国学界,即使有大胆聪明的天才出头,建立了个人的理论体系,也很少有人来批判、发展、完善、推广、提高这些理论和新话语。要培养能领引世界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潮流的人物,就要像培养奥运会金牌选手那样,用一整套新的方法和体制。在美国,著名大学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如果在毕业论文中建立不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新观点就无法毕业。仅靠一篇博士论文就扳倒一个学术权威而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大有人在。比如,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乔姆斯基,当年就是以探索语言学研究的普遍法则为目标,用其博士论文颠覆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创和建立了认识科学,从而影响了后来许多的学术领域。而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在中国学术界没有出现?二是即使有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他的命运又会如何,是否会被认为是无知而被冷落?因此,要加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第一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