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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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沸扬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话题在日前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破局。
9月2日，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宣布，该组织执行董事会以85%的赞成票正式敲定了一项改革计划，
同意给予中国等国家更多的投票权。
而伴随着这一计划在不久之后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理事年会上的顺利通过，
IMF“自救式”的全面改革序幕从此拉开。
失重的投票权
作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守护神和金融危机的救赎者，IMF实际处在“金融联合国”的位置上，因此，其所能作出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整体反映184个成员国的意愿和诉求。但是，这一完全受到投票结果驱动的“集体选择”所能产生的公信力如今却倍显苍白。
按照IMF规定，成员国加入该组织时要认缴一定数额的款项作为份额，份额大小与成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和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及其他经济指标息息相关。作为IMF的最大资金来源，份额是决定成员国投票权、借款权的最主要因素。IMF规定，每一成员国有250份基本票，这部分代表国家的，然后按成员国所认缴份额的量，每10万特别提款权折合一票，成员国认缴的份额越多，所获票数也就越多，表决权也就越大。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审视，IMF确定的以上要求和操作方法本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快速得到刷新，而IMF依然在原来的跑道上踯躅不前。与成立之初相比，如今IMF投票权的总量增加了几十倍，基本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一国一票的原则逐渐被一美元一票所替代。虽然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总量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但他们的发言权却没有得到相应地填充。如国内生产总值排于中国之后的英国和法国的得票量比中国要多得多，而GDP比中国小6倍的比利时投票权只比中国少0.82个百分点，但同时却高于经济总量排在其前面的印度与巴西。
发达国家占有IMF绝对投票权的位置在61年的后的今天不仅没有得到动摇，反而更加不可一世。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占有IMF17.16%的投票权，日本占6.15%，德国占6.01%，法国和英国各占4.96%，“七大工业国”占有45.4%的投票权，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重超过60%。
当然，围绕着投票权的重新分割所发生的纷争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部分欧洲国家拥有IMF执行委员会共24个席位中的7席，让历来颐指气使的美国有点英雄气短。因为，按照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30%的比重，美国还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更多的投票权重。不过，按照IMF的章程规定，重要大事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这就意味着，只要美国不同意，IMF的任何一项重大决定都不可能进入实施程序。也正是如此，美国并没有与欧洲国家过分较真。不过美国在IMF中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已经引起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IMF所有成员国的不满，而在如何制衡美国一手遮天的权力问题上，IMF似乎也徒叹无奈。
投票大户的牢骚声
尽管IMF将大量的投票权送到了发达国家的手中，却并没有换来对方的热情和笑脸。在发达国家看来，IMF应当协调好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减少全球经济失衡的可能性。为此需要IMF与各个国家协商解决该国内部的经济问题。然而，无论是从IMF目前所处的位置，还是其本身具有的能量，IMF都很难承受其重。
以协商与协作机制促进国际货币合作的确是IMF一直追求的目标。但责任和权力的非对称性却使得IMF陷入到了两难境地。由于IMF工作人员缺乏真正的独立性，根本无法发表他们对于各国经济政策的明确评点，自然就不能对国家货币政策提出硬性要求。而如果用力过度，IMF还会背上干预一国经济事务自的骂名。正是如此，拉托直言不讳地指出：“IMF没有权力迫使一国政府改变国内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加剧了全球失衡、引发了广泛批评。”
比权力缺失更重要的是，IMF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金融生态：首先，庞大的资本在全球加速流动，其中私人资本成为全球流动资本的主体。而在这些巨额的流动资本中绝大部分又是投机性资本，他们完全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来得快，去得也快，极易对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突破冲击，使其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其次，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资金能在瞬间完成在世界范围内的调动和交割，这不仅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而且使危机蔓延和传播的速度大大提速。第三，各国汇率安排日益趋向多元化，在这样一个汇率制度色彩斑斓的世界，货币竞争性贬值或竞争性升值经常发生，国际汇率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并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引发争端和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然，IMF要实现对全球资本与金融力量的有序引导与协调，不仅需要具备超常的资本监督能力，而且应当具有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不仅要具有处理一国危机的能力，而且要具有处理多国甚至世界性危机的能力。而所有这些超常的素质历练对于IMF而言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在IMF目前根本无法完成这些特殊作业的情况下，来自发达国家对其的批评与声讨声自然就不绝于耳。英格兰银行行长金默文在前不久发出了“IMF正在滑向不相干”的感叹，而美国国内试图颠覆IMF的官方声音一直也没有停止过。
分权中的国家博弈
公信力与影响力的逐渐流失催逼着IMF拉满了自身改革的弓箭，并且改革从治理结构这一最敏感的部位切入。
按照IMF为自己设定的时间表，未来两年内围绕着治理结构的完善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根据184个成员国的最新经济实力进行配额的重新分配，主要是增加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的投票权。为此，IMF要求各国在首先支付可信的“首付款”(downpayment)。第二阶段主要通过大幅增加“基础投票权”（basic votes），提高小国和贫穷成员国的声音，并采取相关措施，提高低收入国家与IMF打交道的效率。作为第一阶段的步骤性成果，IMF日前同意将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在该组织的投票权或配额共计上调1.8个百分点。接下来巴西、阿根廷等美洲国家的配额也有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
为了增加配额分配的灵活性，IMF还将在9月中旬的新加坡会议上制定一套投票权自动调整规则，即今后成员国在该组织的投票权比将根据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程度、外汇储备等情况及时得到更新。拉托认为，投票权自动调整机制有助于避免各国每隔三、四年出现一次政治纷争。
不过，投票权的调整和新规则的厘定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从目前看来，受IMF改革冲击最大的恐怕是欧洲国家，而除英国之外，欧盟官方及其成员国几乎一致地以沉默的态度来对待IMF的改革倡议，毕竟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并不不情愿让出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的席位。同样，在IMF中把持着最终否决权的美国更不想自己的至尊威力受到任何的损害。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非常强硬地表示：“我们反对任何想要削减美国份额的提议，但是可以考虑重新进行平衡。”亚当斯的意思很清楚：你们愿意怎么折腾都行，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利益就行。
面对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拉托只能不厌其烦地兜售他的“零和博弈论”，即份额的修改并不是有人“赢”了，就一定要有人“输”，如果IMF的合法性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那么所有成员国都会从中受益。的确，对于IMF而言，投票权的重新分配无疑对自己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如果分配力度不够，那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侵犯和经济的干涉仍将继续广泛存在。如果力度过大，对新兴经济体利益的过分渲染，会让欧美等老牌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让世界经济在领头羊乏力的背景下遭遇挥之不去的衰退阴影。
幸运的是，由于中国力量的制衡，美国并没有对IMF的改革方案过份作梗，甚至还答应接受小幅度降低自己的投票权。实际上，即便是中国等四国的投票配额最新共计上调了1.8个百分点，但仍然都不足以与美国同日而语；不仅如此，美国在保证自己利益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还多了一份向中国要价的力量：通过赋予中国在IMF更大的权利来敦促中国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你既然在IMF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在遵守IMF的规则、惯例和传统上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亚当斯如此明确地表示。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在IMF中投票权中的增加尽管可以看作是一个机遇，但同时又是更严峻的挑战。
让IMF强大起来
围绕着治理结构的全面改革对于IMF来说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的过程，而摆在其眼前一个最为棘手和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扩大用以干预经济的资金份额。
通过增加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不仅遭到了成员国的反对，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于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提出了一项增资新计划，即通过增发SDRs（特别提款权）方法来为IMF筹措资金。该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利用IMF现有的设施资源，即SDRs的分配来创造资金来源。与以往发展中国家建议的将SDRs的分配与发展援助相联系设想不同的是，索罗斯的计划不将SDRs的分配直接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联系，而是仍然与IMF的基金份额比重相联系，但发达国家将新分配给他们的SDRs全部捐献出来作为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基金，由国际知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该资金的用途和受援助对象。虽然索罗斯的建议得到了IMF中不少成员国的支持，但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束之高阁。
笔者认为，IMF的增资机制应当跳出其成员国范围，即筹资的注意力应当转移到全球巨大的私人资本身上。私营部门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他们是通过国际投资获得收益，因此理应为国际金融稳定分担责任。在目前私人国际资本并不主动愿意为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分担责任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税收来让他们来分担成本。相关研究表明，只要向私人资本征收0.5％的国际投资收益说，每年就可以获得20-30亿美元的资金，连续征收10年共为IMF筹集3000亿美元的资金。不仅如此，如果让私人投资者对他们的行动承担较大的责任，他们就有较大的积极性对风险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评估，这反过来又能促使所有的国家采取良好的政策，帮助防止动荡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