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与《咏怀古迹》的同型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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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观赏书法时，如果看不懂，就只能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线条；在领略绘画时，如果看不懂，就只能看任意涂鸦的景物，甚至连景物都看不周全；在饱览电影时，如果看不懂，就只能看看热闹，谈谈情节，其他的就莫名其妙了。读诗，更是如此，朱光潜先生说“诗是培养文学趣味的最好媒介”，“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微”（《谈读诗和文学趣味的培养》），看得懂的看得很深，看不懂的就看一些“冰山一角”的表面东西。一句话，看懂了文章，自然、必然看到它的深意。对于杜甫、白居易这些大诗人，写作都富有深意，并将自己真正的深意隐藏起来，我们只能从其“露出的马脚”获得一些暗示，开始崎岖的审美之旅。
文章的深意是什么呢？我觉得文章的深意也是分层次的。
首先是文字的深意。这是作者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有点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望文生意”。如“主人下马客在船”，应当算作互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竖弹，否则就成了阴阳脸；“群山万壑”这四个字，山状其高，壑显其深，既写出了自己旅途奔波之艰，也曲折地表现出昭君生长之僻、成长之难。
其次是文学的深意。这主要是作者的主观的想象、情感与思维的深意。如《咏怀古迹》（其三）前两联一写昭君之“生处”荆门，一写昭君之“死所”青冢，写生者用“群、万”，写死者用“一、独”，足见出诗人对昭君孤悬大漠、客死他乡之悲悯哀怜。《琵琶行》共写了琵琶女三次弹奏，一波三折，一详二略，凤头、猪肚、豹尾，各尽其妙。
最后是文化的深意。这是作者深入骨髓的东西在诗歌中的体现。如《咏怀古迹》（其三）中对昭君悲剧命运的揭示，对和亲文化的反拨，对女性力量歌颂与女性悲剧命运审视的双重思考等。《琵琶行》中“举酒欲饮无管弦”，是对唐代文人士子风流倜傥的文化风貌的展现；“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表现了对商业文明的贬损；“浔阳地僻无音乐”，则是对乡村文化的蔑视，《琵琶行》总体上表现出对京城文化的深切迷恋。
阅读，就是努力逼近诗人的真实意图。写作，最值得怀疑和研究的地方，在于为何写，也就是作者的写作目的。这个目的是藏匿于文章的内容和技巧之中的，恩格斯说“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致玛・哈克奈斯》），可见好文章不仅有深意，而且善隐身，这就要求我们从简单的解释性阅读，进入深度阅读、批判阅读。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作者的深意，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写作目的。但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因为代远年湮，他也没有直接说明，或者说了我们也不得而知。那我们如何知道他们的写作目的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一视角去蠡测：两位诗人在提笔之前，已经有了一些生活感悟，或者是受了现实触动，总之是外物与内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不得不发，但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要想办法让别人去读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他们既要让自己写，也要让别人读。这里面是非常讲究写作的机缘的，因为你写的文章，别人干吗要去读呢！如何让别人想读自己的文章呢？这里面也有三个层次：
首先要让一个人想读。大多数的诗人，并不将自己的作品仅仅定位于这个最低的层次，但必须过这一关，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何谈下面更深的层次呢？据惠洪《冷斋夜话》里所载，白居易写好诗后，常常读给邻居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听。有人说这是讽刺白居易的诗写得太直白了，但他也是一位“苦吟”诗人，“未老而齿发早衰白”，我觉得他是在进行读者调研、市场检验与社会公证。郑板桥总喜欢在自己夫人的背上练字，结果有一天夫人烦了，说了一句“你有你体，我有我体”，启发他进行了“板桥体”的书法创新。（张紫石《闲话郑板桥》）杜甫的诗表面上是写给昭君看的，但昭君死了，那就只能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吧；白居易是写给琵琶女看的，“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说得很明白。
其次要让一类人想读。《咏怀古迹》（其三）中的昭君已矣，但与昭君有相同命运的女孩子们还在延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她以曲代言，抒发满腔的“怨恨”，这“怨恨”既是她个人的，也是具有相同命运的宫人的。白居易为琵琶女代言，而琵琶女也是一个典型，她是千千万万身怀绝技却身逢乱世，从“小康堕入困顿”的晚景凄凉的中唐人的代表，这类人读到《琵琶行》，对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应该是感同身受的。
最后要让所有人想读。就拿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为何要读这两首诗呢，我们向白居易和杜甫学习什么呢？我想，我们主要学习他们打破生存的困境，维护生命的尊严，提高生活的质量。杜、白二人都用诗作为武器，对生活进行了干预；他们在写诗之前，都有一段惨痛的人生经历，又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或者想反省自己的生活，又找不到合适的“发泄时机”，碰巧遇到这样的机会或场景，于是乎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看似是写别人的感情，其实也是间接地抒发肺腑，抚慰内心。比如白居易就为琵琶女身世所动，一个女子怀貌难宠尚且能够高雅地排遣情感，自己怀才不遇有何不可呢？杜甫对王昭君亦是崇敬有加，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却用琵琶进行无言的诉说，自己所受之苦与她比，真不可同日而语啊。领悟了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再谈作者所谓的写作技巧，就会觉得豁然开朗。
理解和赏析到上面这些内容，可谓深矣，但还未得其真妙。我在探秘杜、白二人两诗写作目的之时，惊奇地发现两诗具有一个深刻的“同型”结构：将男人比作女人。这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艺术》），颇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挖掘。
将男人比作女人，首先是一种畅抒苦水的曲笔。白居易是古往今来在诗中哭得最尽兴、最凄惨的一位，“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怨恨”？杜甫借昭君之口，抒发内心苦楚，亦毫不逊色，“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哭了八百年（近千年），这该是多大的“怨恨”。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表面上是两个女人的“怨恨”，在深层却是两个男人的“怨恨”，虽然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一发不可收拾，但郁积已久的情感并没有失去中国文人应有的谨慎与分寸，表面上写得很直白、动情，但最心底的话还“雪藏”在那里，这就是含蓄的、隐蔽的“曲笔”，需要我们静思、破译、还原，切勿为表面为迷惑。
将男人比作女人，其次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女人的命运，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琵琶女与京城中的亲朋作别，飘沦憔悴，充满悲欢离合，这也是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的浓缩；同样，白居易仕途失意，外放江州，虽称不上流离失所，但精神几近荒废。其实，琵琶女、白居易他们都是生活无忧之人，但很看重精神的自由、人格的尊严。杜甫自顾不暇，但心忧天下。昭君乃塞外孤鸿，但祈福黎民百姓。中国古代是个男权社会，“女为悦己者容”，女人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遮风挡雨的男人；男人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最希望“择木而栖”，找一个终身效忠而建功立业的皇帝，命运何其相似！
将男人比作女人，再次是男人精神自残的抗争。林语堂说“文人如”（林太乙《林语堂传》），但一个男人作为文人非但无法保护女人，甚至沦落到和女人一样凄惨的地步，这是什么世界。当一个人到了异化自己的程度，必然包含着对自身角色的无比失望，或者是无可奈何。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绝不是自己无缘无故地由人变成甲虫的，恰恰是外在的社会现实导致了人的变形。所以杜、白以女人暗譬，实是通过角色整容而进行精神自残，是对健康社会的辛辣讽刺和无声抗议，也是对黑暗现实的裸的暴露与批判。
将男人比作女人，最后是文化扭曲的变态生命的哀歌。王昭君和琵琶女这两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依附权贵，甚至依附皇帝，而这也是两个诗人无法回避的现实。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和张籍《酬朱庆馀》，这两首诗都将男人比作女人，我看到一种奴性文化基因造成的卑躬屈膝、身不由己的扭曲生命形态。当白居易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背后一定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深沉的绝望，有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巨大的无奈，有一种生命受到压抑和打击的无比的愤怒伤感；当杜甫支撑着羸弱的身躯来到昭君故里，猛然间通过历史的隧道找到了人生的知音，“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仿佛一下子读懂了昭君的无限情愁，也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自己。杜、白二人借助两个与自己具有相同命运的女人之口，让我们对他们的生命扭曲浮想联翩，有一种无言的愤怒，有一种巧妙的勇气，也有一种历史的遥遥期待。
陈礼林，语文特级教师，现居江苏盐城。责任编校：剑 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