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营模式到价值介入:近十年欧美地区美术馆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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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步伐趋缓的形势下，美术馆依然是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之地，是国家间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天，集文化性、公共性、社会性、政治性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美术馆已经难以单独行进，它需要以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视野作为理论支撑。近十年来，欧美地区对美术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语境下逐步展开的，不仅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还出现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法。
一、美术馆Ⅲ的引导与职能管理
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领域的机构，虽然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主要职能依旧是教育与引导。美术馆不仅激发了人们对潜在文化价值的认可，对于推动社会前进、国家发展、体制完善等诸多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专业的跨界和知识边界的扩展，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的介入为美术馆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管理模式的发展在确保公共性的同时愈发趋于成熟。进入21世纪后，美术馆的职能研究已经延展到社会责任、社会平等及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等领域。英国莱斯特博物馆学院(University of Leicester.school of museum studies)教授兼院长理查德·桑德尔(DR，Richard Sandell)在《博物馆、社会与不平等》(Museums，Society.and Inequality，2002)一书中通过对博物馆角色、责任的分析，探讨了博物馆如何成为对抗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镇。他认为，通过展览，可以使观众认清彼此间的文化差异，此外还可以合理运用博物馆专属的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logy)，达到对差异的理解和包容。詹妮弗，巴雷特(Jennifer Barrett)在其著述
《博物馆与公共领域》(Museum and the Public Sphere)中，围绕全球公共话语，探讨了民主博物馆的定位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美术馆都不应固守传统、单一的教育理念，应该联系其他同样属于公共空间范围内的话语个体，如社区文化中心、社交网络等开展工作。在文章中，巴雷特对“公共性”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这一概念包含着改善公共生活环境的能力，同时公共空间内各个话语个体也应当彼此鼓励，相互促进。此外，论及博物馆与公共教育，新博物馆(New Museum)出版的《当代艺术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再思考》(Rethinking Contemporary and Art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一书阐释与日常经验、社会批评、创造力表述相联系的当代艺术，认为应当结合多元文化教育，为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实际的教育手段与方式。该书还介绍了全球一百多位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作家、策展人及教育者以新方法挑战传统艺术教育和艺术史教育的规范，从而提出一种在公共空间内理解艺术、文化教育方式的可能。而关于美术馆本体方面研究，史蒂文·科恩
(steven Conn)的著作《博物馆还需要对象吗?》(Do Museums Still Need Objects?)一方面继续对博物馆、知识与教育间的关系展开探讨，另一方面研究了博物馆在当今社会中文化、知识、政治等多重角色中的转换，并且按照从艺术到人类学再到商业的线索，对博物馆客体进行分类，试图找寻不同主体的演变规律。除此之外，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关于博物馆现代公共属性的研究成果还有马克·奥尼尔的《博物馆、专业主义和民主主义》(载《文化趋势》，2008年12月，第7卷)、格林希尔·哈勃的《博物馆、学校和文化价值的分布》(载《文化趋势》，2009年6月，第18卷)、金姆·雷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与现代公共性：在一个营销的语境下》(载《艺术管理》，2009年夏季版，第39卷)、苏珊·斯诺德格拉斯的《博物馆》(载《美国艺术》，2011年1月出版，第43～48页)、安德鲁·麦克拉伦的《美术馆当下研究》(载《艺术史》，2007年9月出版，第30卷，第566～570页)等。
上述文章显示，欧美当代学者一直在仔细观察当代社会文化、知识系统和美术馆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术馆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建筑，其职能也不限于对客体(藏品)的收藏。国外的美术馆研究正逐步关注对现代文化的重塑和发展，同时敲响警钟，要人们警惕它所带来的负面文化效应。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著作《文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culture：the twentieth-century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1988)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部落与现代的历史》(histories of tribal andmodern)，文章对198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的一场“原始主义和当代艺术大展”进行了分析，批评该展览“强行对文化进行分类与再系统化”“强行界定原始主义与现代艺术家的关系，折射出一种西方看待‘他者文化’的极端态度”。
细究欧美学者在对美术馆社会职能方面的界定，我们发现，他们更强调公共职能的建设，此类观点似乎与欧美流行的社会思潮呼应，譬如，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Glasgrow City Council，2010)制定“平等政策”(Equality Policy)规定：为了创立格拉斯哥成为全体公民的城市，不分公民种族、宗教、社会背景、婚姻状态、性别、年龄、残疾、性倾向都应接受文化当局的全面服务，即具有追求免于歧视、骚扰及其恐惧生活品质的权利。由于地域语言理解的差异，这种公共职能，可能会被直接理解为针对社会问题的反抗机制。
当前，以免费开放为标志，我国美术馆的业务建设进入全新的局面，但总体上看，我们虽然已经着手对美术馆的服务对象、服务策略进行调查研究，但无论深度、广度还是细致度都欠缺。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论文套用了西方理论概念来阐述我国美术馆的职能问题，不仅读起来有晦涩感，而且让业内人士感到其观点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土壤距离颇大，所以，纵然此类研究有某些价值，但它们往往只徘徊在学者的书斋中，很难真正对我国的美术馆业务建设实践产生影响。当然，客观地说，这主要是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随着我国美术馆专业研究的深化，必然还会出现更为切合实际的研究成果。
二、美术馆运营与商业资本管理研究
从2008年金融海啸开始至今，全球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让许多美术馆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美国博物馆协会调查报告显示，近年美国美术馆的政府辅助款较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加上企业捐款锐减，比起十年前，博物馆经费预算大约减少了40％，所以对美术馆资本运作与商业管理的研究迫在眉睫。近期国外关于博物馆营销策略方面研究成果有尼尔·G·科特勒(Nell G.Kotler)的文章《博物馆营销策略：设计任务，营销观众，争取资金》(Museum Marketing and Strategy：Designing Missions，Building Audiences，Generating Revenue and Resources)，其中明确对美术馆争取潜在资金支持、商业资本运营模式以及展览信息定位、品牌化、网络营销等方法做出总结，清楚地阐述了观众、资助者与博物馆支持之间的交互过程，建议最大化地扩充博物馆的市场，进而实现财政稳定。乔安妮·谢夫·伯恩斯坦
(Joanne Scheff Bernstein)的专著《艺术营销的方法：如何经营与争取观众》(Arts Marketing Insights：The Dynamics Of Building and Retaining Performing Arts Audiences)则表示，美术馆单靠接受外来资本的注入有可能使自身属性发生改变，因而建议美术馆的经营者联合赞助者，灵活地开展营销活动，尽可能多地争取观众，这也是博物馆长久生存之道。而温斯乐(Ruth Rentschler)在其著作(《博物馆营销：竞争全球市场》(Museum Marketing：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中则把博物馆置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高度之上，把博物馆的位置与作用视如华纳兄弟、派拉蒙、环球等跨国传媒公司同等重要，认为博物馆的运营应该站在更高层面，拓宽视野，立足全球视角审视博物馆的运营和管理机制。博物馆从单纯产出到聚焦市场，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从参观者到“顾客”(customer)的角色转换也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如果政府能够像保护本国企业一样参与博物馆的运营管理，那么局面可能就不会如此尴尬。E.S.萨瓦斯(Dr.E.s，Savas)的著作《私有化与公私合作》(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则谈到了什么是民营化、公共部门为什么要民营化的问题，并且分别探讨了公共部门“政府化”的起因、发展和引发的恶果。萨瓦斯指出，公共设施民营化应该区分人们的需求并进行分类，应当通过检视民营化的具体实践，区分各种形式的民营化及其过程，审视公私合作关系形式下基础设施民营化的发展。关于博物馆形象策划以及相关管理法制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玛戈特·A.华莱士(Margot A.Wallace)的《博物馆品牌化：如何营造与掌控形象、忠诚与支持》(Museum Branding：How to Create and Maintain Image，Loyalty，and Support)、玛丽 C.马拉若(Marie C.Malaro)的
《博物馆收藏经营法律初识》(A Legal Primer on Managing Museum Collections)、希瑟·迈特兰(Heather Maitland)的《行销手册》(The Marketing Manual)、美国博物馆协会出版的《经营公民权的参与：博物馆的挑战》等等。他们着重分析脱离政府管理后博物馆获得资金渠道的方式，特别是在自身公共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吸收外部的良性资本(healthycapital)；探讨通过不同形式和内容展览，尽可能地减少博物馆的商业色彩，避免资本化的负作用。
但是对于“公共味道”浓重的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商业管理与运营方面，也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例如，汉斯·哈克在《博物馆，意识的管理者》(Museums，Manager of Consciousness)一文中就对于艺术机构的商业化管理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从事艺术管理的人员对艺术缺乏真知灼见，只是木讷地套用商业经济理论，将艺术作为一般产品进行出售，损害了艺术本体。总之，他担心商业管理会把艺术与文化完全商品化。不过，美术馆作为一个机构，如果要良好运作必须具备专业的管理体系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美术馆的内设部门大多也与企业相类似，向企业学习良好的管理模式、营销策略、品牌公关等，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扩展运作空间。美术馆的重心是展览，核心是艺术。杂志《闪光艺术》(Flash Art)的主编恩卡罗·玻列蒂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了艺术与商业的关系，认为艺术K就受到各种赞助，与市场永难分离。他还认为，供应(艺术品创作量)的增加，造成竞争气氛，艺术品消费的选择范围也扩大了，因而他得出结论“市场是决定艺术品质最健康的过滤器”，但是，市场是无情的，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都是人们欲壑难填的产物。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组成部分的美术馆，采取商业管理模式，注定会走向市场化。为了避免市场化的弊端，美术馆就只服从艺术体系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所以，美术馆管理必须要区别于一般商业运作。关于博物馆等公共机构的管理制度评价与实例运用，主要的研究论文有维尔纳·海恩里西斯和阿明·克莱因(Dr.Werner Heinrichs，Dr.Armin Klein)所著《文化管理A到z：600个专用名词》(Kulturmanagement yon A-Z：600 Begriffe fur Studium und Beruf)、威廉·J.伯恩斯所著
(William J.Byrnes)的《管理与艺术》(Management and the Arts)、利兹·希尔和凯瑟琳·欧苏利文合著的《创新艺术市场》(Creative Arts Marketing)，以及针对制定特殊节假日期间营销研究的强尼·艾伦和威廉·欧图尔等合著的《节庆假日期间的管理》(Festival and Special Event Management)等。综合上述国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的凝聚体，“是一个国家族群典型生活方式的整体，包含维护此生活方式的思想智慧”，博物馆有自身特定的价值观。管理是赚钱的艺术同时也是奉献的艺术，英国学者德里克·宗(Derrick Chong)在专著《艺术管理》(Arts Management)中阐释了从事艺术管理必备的三种精神神：1.追求艺术的卓越性和真诚性；2.追求亲和力以及对受众的开发；3.追求社会责任心以及对经费的合理使用。美术馆作为一个组织，首要任务是面向公众举办展览，在演示和呈现艺术的同时保证其完善性与合理性，保护艺术的独特个性，鼓励创造艺术的鲜明风格，并争取更大的观众群体，以开放的、多样化的姿态塑造有别于传统权威自上而下的独特形象。美术馆展示艺术并坚持艺术的完善，就是要避免资本曲解艺术。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或者附和大众趣味，就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美术馆应该在不丢弃“自我”的基础上，让自身组织健康发展。
其次，美术馆需要启迪大众，普及艺术。美术馆能否吸引、培养潜在观众，关键要看美术馆是否为大众创造了便捷的接受艺术方式，是否营造了舒适的环境。在过去40年里，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展览，美术馆也逐渐开始关注展览的回响，力图让个人化的参观转变成公众的互动，尽可能使观众也成为展览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迪斯尼乐园的活动模式可资参考。过去的美术馆一直在“高雅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定位之间犹豫徘徊，现在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在吸引观众的前提下保证自身专业价值的不变，并进一步引导观众理性地区别看待艺术与商业。这是美术馆的管理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欧美地区美术馆的管理资金来源相对多样，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有较为发达的基金组织，资助体系相对完善，美术馆多数经费也来源于此。有论者指出基金组织的宏观宗旨，“基金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我们是在构建一个团体，一种理解和支持，构建满意度，一种人类发展的满意度”。此外，私人与社会更愿意把钱放到能够合理有效使用基金的机构中去。保证资本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是确保美术馆运行的前提，合理的管理方式是在努力提升固有属性的同时兼顾资金流动与使用，这是一个美术馆健康发展的标志。
三、美术馆评估与建设问题的研究
当资本、管理、政策环境等一切条件万事具备，一大批博物馆拔地而起的时候，又该如何去评估衡量一所博物馆的品质呢?如果把博物馆放在市场中衡量，又该如何避免被资本价值吞噬的危险?通过考察藏品数量与价值而进行的评估又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忽略的。美国博物馆协会为此专门设有针对新建博物馆的考核程序(The AccreditationProcess)和评估程序(MAP)，对新申请建造的博物馆分成7个流程：1.预备期；2.提交申请；3.一年时间完成自我研究的调查报告；4.第一阶段委员会的审核，临时批准成立；5.至少两人组成的参观委员会参与评估选址；6.根据博物馆的调查报告和参评组的评估进行第二轮审核；7.评估委员会投票决定并下达通知。然而现状显示，即便有如此严格的审核程序，仍可能出现滥竽充数的现象。
鉴于此，后期的评估程序会努力维护博物馆建设，例如会着重考察博物馆最大范围内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博物馆能否为赞助者提供诚实可信的证明等。在这方面，汉斯·曼尼拜，哈特穆特·普拉茨，雷纳·霍夫曼(Hans Manneby，HartmutPrasch，Rainer Hofmann)合著的《如何提升博物馆质量和标准》fGuidelines to Improve MuseumQuality and Standards)中总结了博物馆评估的六大方面：博物馆管理；收藏；呈现；教育与沟通；观众服务；评测、公共关系与行销。这样可以清晰分析每个环节上的优劣，作为评估博物馆的依据。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梅里曼·尼克(Merriman，Nick)的《博物馆的收藏与持续性》(载《文化趋势》，2008年3月，第17卷)、斯蒂尔·瓦莱丽(Steele，Valerie)的《博物馆品质》(载《时尚理论》，2008年3月，第12卷)、卡恩斯·詹姆斯(Kearns，James)的《从商店到博物馆：1848年卢浮宫绘画收藏的整顿》(载《现代语言评论》，2007年1月，第102卷)、托普勒·斯蒂芬(Toepler Stefan)的《包退包换?博物馆销售、非营利商业化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案例》(载《志愿：国际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期刊》，2006年6月，第17卷)等。如果说当今社会更多是一个知识与文化生产的时代，那么瞬息的变化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大卫·赫斯蒙德夫在《文化产业》(The CulturalIndustries)一书中把这个时期称为文化生产的“专业复合体时代”(complex professional)。
整合上述观点，欧美对美术馆的评估大致可分为如下5个方面：
美术馆战略发展的评估
美术馆管理、经营项目的评估
美术馆公共服务的评估
美术馆的财政评估
美术馆全球化进程中影响力
的评估
上述5方面评估是建立在一定评估管理和指标体系之上的。这些指标会反映总体现象的特定概念和具体数值，是美术馆评估的重要量化手段。例如成立于2001年的美国慈善机构Charity Navigator是一家专业的评审机构，它通过对各项财务指标进行评估，使公众了解美术馆的经营状况，引导私人或基金等机构捐助者正确选择捐助对象。其评价指标体系就是由两个体系、7项指标构成。
欧美博物馆评估的策略和成果拓展了我国美术馆研究的思考维度，或许使我们能够未雨绸缪，有效地避免“美术馆热”或“博物馆热”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
四、关于美术馆展览方式及观众的研究
19世纪之前，欧洲尚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博物馆。对当时的民众而言，能否进入博物馆，在博物馆里能享受到何种服务，取决于个人财产状况以及所属的阶级。19世纪之后，博物馆被认为是具备学术研究、文物收藏和展示功能的国家所有机构，进入博物馆的条件被重新审视。在博物馆自身具有的“教育”功能范畴内，展览与展品往往是后殖民主义的战利品，它融合了“财富”的意味。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博物馆展示的是一种权力。20世纪中期，伴随着反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兴起，固有的博物馆运作模式和展览理念遭到淘汰。新世纪，美术馆展出方式以及对观众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展览理念也越发丰富。此间，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群体创意塑造、展览空间的设计和利用等层面进行阐释。如阿兰·加藤豪斯(AlanGartenhaus)在他的著述《行动的思想》(Minds in Motion)中，从一位教育者的角度，提出“触发创意的博物馆”这个概念，认为博物馆的展示应该使得观众能够打开创意思维的大门，从而进行具有创造力的思考，所以，他主要论述了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创意的博物馆。大卫·迪恩(David Dean)在其著述《博物馆展览：理论和实践》(Museum Exhibition：Theoryand Practice)中则注重阐述博物馆的展示策略。新世纪以来，美术馆变成了更加多元化、多指向性的公共组织，美术馆必须与其他各种休闲文化机构展开竞争从而更好地为观众服务。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撰写的《短暂的博物馆：传统大师绘画与艺术展览的兴起》(The Ephemeral Museum：old Master Paintings and the rise Of the Art Exhibition)把对传统艺术大师作品的展示分别与相关的资助形式、爱国主义、法西斯意识形态等层面做比较分析，以及对欧洲不同地域性的欣赏品味进行分类，进而建议提高展览的丰富性与学术性。贝丽尔·格雷汉姆和萨拉·库克(Beryl Graham and Sarah Cook)合撰的《重思策展：新媒体后的艺术》(Rethinking Curating：Art after New Media)则进一步把美术馆与新媒体联系起来，认为当前的美术馆已经不是单纯地把媒介视为一种展示手段和技术，而是从本体上看待新媒体出现之后艺术的发展。按照贝丽尔·格雷汉姆的分法，新的美术馆展览理念分为两层，一层是从历史、理论和习性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新媒体出现之后的艺术，另一层是在语境、实践和过程中重新考量美术馆的策展方式。通过对新媒体艺术范畴的界定和演化条件的研究，探索新策展方式在“后媒介”(Postmedium)条件下的可实施性。该作者同时指出，新媒体艺术展示区别于传统方式特点之一就是“空间性与材料性”，是一种概念艺术到系统艺术的“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同样角度的研究成果还有伊沃纳·布雷兹维克(lwona Blaswick)撰写的《什么造就了一场伟大的展览?》(What Makes a Great Exhibition?)、J.特兰特(J.Trant)撰写的《探索社会标识与美术馆分类的可能：观念的证实》(Exploring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Tagging and Folksonomyin Art Museums：ProOf Of Concept)、珍妮特·马斯汀(JanetMarstine)撰写的《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New Museum Theory and Practice)、以及盖尔·安德森(Gail Anderson)撰写的《更新博物馆，范式转移的历史与现代观念》(Reinventing the Museum，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Shift)等。上述研究成果大多是西方文化观念下的产物，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把美术馆的建设置于一个相对西方化的学科话语中，因而很难摆脱“西方中心化”的影响与制约，但也不可否认，上述研究者以一种广泛视野和精确角度审视展览的各个层面和细节，对商业展示、建筑设计、空间设计、教育、心理等多领域的整合延伸了美术馆与观众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称为跨界、跨专业的综合研究。
受学术自律的制约，从一开始起，西方对美术馆展览机制的学术研究就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目的，即为维护西方文化话语权而写作。博物馆政治学是“文化政治”的典型案例。英国社会学家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在其著作《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策》(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中表示：展示的操作(分类、知识生产与价值设定)构成了文化与美学的政治面向。展示所依赖的，是一套严谨的说辞，尤其表现为从学院发展出来的理论与逻辑。经过精细计算，西方的美术馆让“不可见”的东西浮跃画面，而观众则被给予一双“理论的眼睛”，看他们“该看的”，想他们“该想的”。显然，美术馆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每位学者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国家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作为支撑，其研究呈现出一种强大的主流性、意识形态性，研究的目的往往是提出更适合自己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理论和策略。历史上，欧洲博物馆发展出两种脉络：一种是国家博物馆的建构(目的在于促进民族身份的认同)；另一种表现为展示殖民地文化的“人类学博物馆”。因此说，博物馆展览研究受到国家和民族双重身份认同的限制。
在当代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针对美术馆观众的调查研究成果，但大都集中于儿童观众群体，鲜有论及成人观众者。鉴于此，笔者建议国内美术馆参考电视收视情况调查模式，有计划地开展观众调查，得到详细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此作为美术馆业务建设的重要依据。
五、美术馆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
目前新兴的美术馆纷纷涌现，但是借美术馆或非营利性机构的名号做着非公益性事情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会阻碍新时期美术馆的发展，更会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美术馆建设的态度。所以，美术馆生态环境建设问题越发显得重要。西方关于美术馆生态的一些研究成果，诸如，Wallen Ruth的《论故事与处所：通过艺术沟通生态原则》(见Leonardo，2003，第36卷)、肯宁·迪恩(Kenning Dean)的《艺术生态》(见《艺术月刊》，2008年2月)、卢克·蒂莫西(Luke Timothy)的《艺术环境的危机》(见《艺术》1992年夏季刊)、D.布兰迪和KG.康登(D.Blandy and KG.Congdon)的《艺术、生态复位与艺术教育》(见《艺术教育研究》，2009年春季刊，第39卷)等都显示，欧美地区的美术生态研究已经从最初对基础功能的探讨提升到今天更高的层面上。
美术馆生态建设继续考虑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但首要问题还是对美术馆的资助问题。美术馆的资助主要来自自身营运收入、政府补贴、基金会资助、个人捐赠等方面。不过，关于政府是否应该补贴美术馆，却引起了争议，如詹姆斯-海尔布伦和查尔斯·M.格雷(James Heilbrun，Charles M，Gray)在《艺术文化经济学》中阐释的那样：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条件下，通常情况是人们可以依赖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应当把美术馆直接放到市场竞争环节中去，由供求关系决定美术馆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如此一来，就会把美术馆单纯地当作一个企业来看待。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在没有资金注入的情况下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政府干预活动的出台，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的非竞争性；二是收入分配不均等。学者欧内斯特·范·登·哈格(Ernest van den Haag)反对政府介入美术馆，他的理由是：“1.政府没有理由强迫纳税人补贴政府选择艺术；2.这样做可能迫使社会中各阶层收入的分配不均；3.这样做对于有价值的艺术来说是弊大于利。”因为政府无法完全合理地甄别艺术品的良莠以及判断公众对艺术的需求，所以对美术馆的盲目补贴会吸引一批“非艺术家”的加入，从而导致资本的流失或浪费，而真正的艺术家的梦想可能就无从实现。班菲尔德(Banfield)在《民主的缪斯》(The Democratic Muse)一文中强调，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具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能力，但外部效应会导致市场失灵。他还主张博物馆提高门票价格以获得收益。他认为，虽然此举使穷人望而却步，但是可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来解决问题。此类观点依旧把美术馆纯粹视为一个企业，而忽略其本体属性，即非营利性、公共性和公益性。与此同时，国外艺术生态圈中的基金会制度、个人捐赠、公司资助也是重要力量，是美术馆赖以生存的依靠。例如，美国就鼓励私人、社会对艺术进行捐赠，政府不直接对艺术机构提供资金，而是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进行。私人对于博物馆的支持，不仅包括现金的拨付，还包括艺术品捐赠。不过，近些年由于艺术品价格持续上涨，捐赠数量大幅度减少。国外关于基金会、个人对艺术及公共项目支持的著述有很多，诸如杰米·本奈特和唐·鲍尔(7amie Bennett，Don Ball)的《2011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指南》(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Arts 2011 Guide)、苏珊·阿尔伯特(susan Abbott)的《美术宣传：画廊与艺术家完全指南》(Fine artpublicity：the complete guidefor galleries and artists)、泰勒·柯文(Tyler Cowen)的《美国艺术资本的巨大成功》(The CreativeSuccesses Of American ArtsFunding)、华盛顿：国际艺术基金会办公室(Washington：OfficeOf
Communications NationalEndowment for the Arts)出版的《国家艺术基金，公开政府计划》(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Arts，Open Government Plan)、《国家艺术基金会，美国战略计划的艺术品》(National Endowmentfor the Arts，Art Works forAmerica Strategic Plan)等。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欧美学者或将美术馆放在特定背景中去考察国家艺术资本的作用，或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分析艺术生态建设，或从媒介传播效果来反思艺术衍生品、艺术中介的发展，或从人类学角度来考察各种文化类型与美术馆的互动问题，分析艺术与社会其他文化层面的丰富交流和密切互动。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把美术馆放在媒介文化下并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来考察，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