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热”热不出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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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天才如此，大师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不知从哪天开始，社会上突然冒出许多“大师”，大有“成千成百”、批量出产之势，以至形成了所谓的“大师热”。

有“大师热”，必然会有对“大师热”的各种议论。人们看到，在各类媒体，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关于“大师”的话题激辩不已，很是热闹。围绕一些人和事，还发生了相互攻击、要上法院打官司的事情。 今年2月，一篇《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赫然对素有“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之称的文怀沙的学问人品提出质疑，成为2009年文化界的首件热事。面对舆论压力，文怀沙先生虽不免顾左右而言他，却唯独于“国学大师”一项老实坦白地承认，他就是个“中学水平”，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大师。

看来。“大师”这个原本庄重严肃、令人起敬的称呼，眼下确实已经注了“水”、贬了值。要不是面对强烈的社会舆论，文怀沙是否会主动承认自己不是“国学大师”，恐怕还得打个问号。即使他的“老实坦白”，是否算得上修辞立诚，也不无让人怀疑之处。但是，“文怀沙事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提示我们：现在应该是摘掉假面具，对“大师热”进行深刻反省的时候了。

什么是大师?当然很难有一个严丝合缝、人人认可的衡量标准。但是，这不等于说大家心目中就没有一杆秤。正因为有这杆秤，所以可以确认，把文怀沙说成“大师”显然不合适。当然，这并不否认文怀沙具有一定学问，做过一些学术研究。

如何客观真实地评价一个人，老祖宗早就教导过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看一个人是不是大师，不能根据他的自我介绍，更不能根据徒子徒孙、新闻记者的回忆吹捧，而是要考察他的真实情况。然而，事实上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身临其境，直接面对第一现场与考察对象。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常常只能依据对象的自我介绍、他人或媒体的转述来认识一个人。

如此一来，自然就难免上当受骗。于是乎，我们看到，诚然有“十年磨一剑”、对学术发展贡献卓著的真大师被表彰出来，但与此同时，一些愚蠢的小丑、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荒诞可笑的吹牛者、著作界的小商贩、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老奸巨猾的痞子、文化魔术家、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的卑鄙奸诈的小人们，也纷纷粉墨登场，成为学界“名流”或文化“巨人”。为了追名逐利，许多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也成了自夸狂，不惜把学术当做的句当，恬不知耻地制造着、冒充着所谓的“大师”。(文中定语分别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这种浮躁、丑恶现象的发生，在真正的辩证法看来，不能仅仅归结于个人罪孽，而是与社会环境的变动息息相关。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滥竽充数的人和事。当下“大师热”的病态发展、伪劣假冒大师的出现，恐怕与三类人的推渡助澜不无关联。一是某些官员，或者由于缺乏起码的鉴别力，或者由于热衷于附庸风雅，或者出于出政绩的现实考量，不惜动用政府资源分封大师。二是某些新闻从业人员，或者出于无知，或者由于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或者故意，不负责任地随意命名大师。三是一些投机奸商，为了自己贪婪的私欲，不顾起码的学术和道德底线，用金钱制作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大师帽，戴在某些学者头上，然后让他们担任“总鳊”、“主编”，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当这三种人结合在一起，“大师”不热也不可能。遗憾的是，一些精明人故意装糊涂，明明知道国王光着屁股，却不肯像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孩子一样大喊一声：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领域的繁荣是空前的。党的十七大更是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轨道上，才能健康发展、真正繁荣。而当前的“大师热”，不过是虚热、发烧而已!这样的“热”，无非是学风浮躁的表现，牟取名利的驱动。这样的“大师热”，“热”不出真学术，“热”出的只能是对学术的亵渎、对社会风气的败坏!

钱锺书先生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真正的大师，必然是道德文章集于一身，才学识德融化无间。大师都是长期养成的，经受了历史的积淀和过滤，既不是煽情忽悠的结果，更不是靠什么突击提拔、人造工程之类评选出来的。“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一个无“德”的“大师”，必然是“伪大师”，只能是“俗学”的制造者，同时又是“俗学”的追逐对象。然而，肥皂泡一旦吹破，“伪大师”还是“俗学”的毁灭对象。最终，人们就会发现，由炒作“伪大师”而掀起的所谓“大师热”，不过是文化社会的一场闹剧，根本就与真学术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