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假离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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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希和他老婆打起来了！
听到吆喝声，我和妻子急急忙忙地从家里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他家的地窝子，一进门，只见屋里乌烟瘴气。饭桌被掀翻在地，暖水瓶碎了，水和饭菜抛洒了一地，孩子在床上吓得哇哇直哭，被子也扔到了床边的地下。
薛希的老婆小赵坐在地上，哭着，抹着眼泪。
“这又怎么了？”妻把薛希的媳妇小赵扶到床上坐下，再去哄他的孩子；薛希手里拿着酒杯，脸被酒精烧得通红，用手指着自己的老婆，嘴里不清不楚地骂着。
正准备上工去的战友们闻讯都进来了，有看热闹的，有劝架的，有数落薛希的，有帮着我妻一起哄孩子的。见事态再没有向前发展，大家渐渐地消散离去了。薛希闷坐着，抽着烟，不时抬眼瞅瞅自己的老婆，流露着一种无奈的眼神。
我就奇了怪了，薛希这伙计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跟自己的老婆干架呢？他是天津杨柳青镇人，从小家里很苦，来河西支边十几年了，与天津市里的小赵结成了夫妻，两人生了一个小女孩，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从来没有红过脸。现在大家都在忙乎着办病退回城，谁还有心思打内战呢？
我问了几句，也没有问出个子丑寅卯来。收工回来，我正在家做晚饭，薛希却找上了门。没容我让，进门一屁股坐下，掏出香烟一个劲儿地猛吸，给他倒上水也不喝。
他憋了半天，终天开口了，说：“兄弟，看我今天对小赵那个样儿，你是不是以为我这个人太浑啊！”
“有啥大不了的事，夫妻无隔夜之仇，过去就拉倒了！”
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我问你个事啊，如果为了回家，要你和你老婆离婚，你干不干？”
这怎么能行呢？我不假思索地连连摆手说：“不不不，那可不行，咱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事。人家跑了好几千里路，跑到这戈壁滩上来找咱成了家，咱能为了这丁点儿利益把人家扔了，那我还算个人么？”
“如果是假的呢？”
“假的？什么假的！”
他不再吭声，胆怯地看了我一眼，扔给我一串问号，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农场的场部去办事。在商店门口，偶然碰到负责法庭工作的洪运。我和洪运曾经在一个连队待过，他是河南人，1965年从部队复员来到兵团，人挺好，我们是老朋友。他告诉我，薛希的老婆小赵向法庭递交了离婚书，要求与薛希解除婚姻关系，理由是薛希醉酒打人，言词恳切，诉求坚决。
这还了得，没想到他们家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不敢怠慢，马不停蹄地奔回连队，直接找到薛希，开门见山向他发问：“凭什么，你凭什么要和人家小赵离婚，当年不是你死乞百赖地追人家的么！你没事喝那些猫尿有什么意思！有了错，向人家认错嘛！”
在我们眼里，天津西郊的杨柳青总比天津市里低半个格，人家小赵能下嫁跟上你薛希，说不定你家是哪一辈子烧了干条香了，你还不知足咋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个人的态度都很坚决：离！
不久，连队里传来了其他团场的消息，说玉门镇那边的黄花、饮马等几个农场的农工们为了办理回家返城的手续，假离婚成了风。因为有些城市明文规定，只有独身的知青才能接收回城，天津就在此列。地方当局可能考虑到，本来知青返城给他们造成的就业压力就够大了，如果拖家带口地带来一大家子人，住房、就学等一系列问题更是难以解决，就设了这样一个门槛。
任何政策即使你设计得再巧妙也是有漏洞的。你那儿明修栈道，我这儿暗渡陈仓，许多人就打起了假离婚官司。据说那时候，玉门镇那儿的民事法庭一时间门庭若市，还有的家庭就真的弄假成真了。
俗话说，法不责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薛希才跟我说了实话。他知道我和洪运的关系，想让我给他说个小话通融通融。
这次是我找到人家洪运的，他听完，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他们到底是假离婚还是真离婚。”
“假的怎样，真的又怎样？”
洪运说：“假的就给他离；真的坚决不给离。”
我这才说：“假的，我敢保证，百分之百是假的。”
薛希和小赵的婚就这样顺利地离了，也装模作样地经过调解的过程，无效；又分居；最后大功告成。
后来他给我讲了整个的假离婚经过，其中有一段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审判员问：“你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小赵：“他喝了酒就砸家具，打我打孩子。”
审判员：“他打过你几次？”
小赵：“三次。”
薛希：“不对，是五次。”
审判员：“到底是三次还是五次？”
小赵：“就按他说的算吧，五次。”
审判员：“打得厉害吗？”
小赵：“头打破了，腰也伤了，我还住了院。没嘛说的，一天也不能在一起过了。孩子归我，东西全归他……”
这是哪儿的事啊！纯粹都是我帮助瞎乱编造的。这个过程我们在家曾经演练了好久。好处是包括审判方在内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达到的目的在哪里。没有人刨根问底，就草草结案了。财产分割，子女抚养，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办的。
从此以后，薛希家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人一切如初，连队里的人都心照不宣。薛希开始帮助小赵办理返城的手续。小赵的爸爸从工作岗位上提前退了休，小赵带着孩子顶替他返了天津。临走的时候，还是我和薛希到酒泉火车站去送的她。
此后的复婚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麻烦事还是出在了薛希身上。当时的形势是，在大呼隆返城的风潮中，农场里人心浮动，那些原籍不接纳的知青也闹着要回家。国家的户口政策有规定，办不来准迁证是不能迁移户口的。知青们不管这一套，闹腾得厉害。人心散了，说什么也拢不住人，农场领导没有办法，干脆就把户口开给你，这就是以后所谓的“口袋户口”问题。
这是发生在1981年后的事情，此时我已经回到了青岛，与薛希他们失去了联络。
二十年后，在一次兵团战友的聚会上，我辗转打听到了薛希的电话，他在天津与我通了话。我问了他分别后的情况，他叹了口气说：
“别提了，老伙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个黑户，户口揣在口袋里。在天津，没有户口遭老了罪了，全家三口挤在丈母娘家两间小屋里，全靠小赵一个人在集体企业里那点工资过活。孩子又要上学，老人又要看病，到处需要钱。我这人一向好面子，为了生活也顾不得这些了，出去卖青菜，修鞋，蹬三轮，打小工，什么活都干了。说实在的，想想还不如在兵团呢！”
想起当年薛希风华正茂，风风火火的样子，我不禁同情地问道：“现在呢？”
“现在还算不错。”他说，“我们这帮人没事的时候，就一起到上级领导机关去上访。天津市政府还不错，去年叫我们补了份劳动保险手续，现在每人每月可以领到900多块钱。更重要的是，如今我真正是个天津市的人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直起腰板来走路了！”
唉，我的老战友啊，苦熬到六十多岁，你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了！
祝福你，老伙计，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