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讲演录》看东西方哲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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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集中体现了其哲学史观，对于中国哲学部分，黑格尔从自己的判定标准出发，否定了东方文明中存在哲学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通过把中国历史上对于哲学的理解与黑格尔相比较，挖掘黑格尔批评东方文明的背后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黑格尔 中国哲学 东西方文化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对哲学、哲学史看法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著作中，黑格尔有许多宝贵的提法，但是对于中国哲学却存在着有失偏颇的看法。

《哲学史讲演录》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论断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于中国哲学的论断主要分三个部分――孔子、易经、道家。对于孔子，黑格尔这样评论道：“实际的世间智者”（以下未标注处均引自《哲学史讲演录》），甚至提出“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可见对于孔子，黑格尔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对于《易经》哲学，黑格尔认为已经进入了纯粹的思想意识，只是不够深刻，“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他认为“《易经》中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对于道家思想，黑格尔认为道家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从篇幅上看，黑格尔对于易经和道家的论述较多，而对于孔子的论述很少而且多是否定观点。黑格尔认为中国文化中道德、治国之术“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对于哲学的定义，黑格尔界定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客观科学，是对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学，是概念式的认识”，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如果按照思辨的标准或者说是绝对精神的标准来衡量，可能中国没有黑格尔眼中纯粹的哲学，但他却忽视了这种标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纵观西方近代哲学史，黑格尔的哲学定义既使在当时的欧洲也仅是一家之言，尤其在黑格尔之后近二百年间，欧洲的两大主要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是沿着反黑格尔主义或者说“拒斥形而上学”的向度发展。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现世的智慧”①，这个概念分两部分即“现世”和“智慧”，现世的含义从整体上说就是人们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所以哲学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是从实践层面上说，“智慧”就偏向了精神层面，可以说哲学的概念就是实践和意识的统一。而像黑格尔那样仅仅崇尚绝对精神，仇视唯物是不可取的。

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误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没有系统的学习就武断地下结论，他曾在第二卷中提到“中国人是笨拙到不能创造一个历法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的”，而事实上中国是创造历法最早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另一个原因是对于舶来品的翻译使黑格尔在理解上出现偏差。在翻译中，老子的“道”被翻译成了理性，当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对于理解玄妙的道家思想，如果一开始对于把握“道”都有不精确之处，怎么可能深刻理解老子之本意？这个“道”连老子自己都说“可道”的话就“非常道”了，可“名”就“非常名”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黑格尔欧洲中心论思想。黑格尔在考察世界上各种哲学体系时，无法掩饰其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在全世界范围内，黑格尔认为哲学源于西方，对于古希腊、法国、德国等比较推崇，尤其是德国哲学他认为是绝对精神最富有活力的时期。这种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哲学解读上误解或轻视，总是以欧洲当时的哲学标准来评判其他地方的哲学流派，所以这种评判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科学性和局限性。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的合一，主张天人一体，但这种合一不是统一，而是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与个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就出现了”。这种自然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合一思想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辩证统一思想，即事物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具有不一致性，这也是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评判的重要根源。最后，黑格尔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导致其对中国哲学误会的重要原因。黑格尔生活成长的环境，都会深刻地影响着黑格尔，从而产生了他独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这些独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正是他产生局限性的直接原因，他不可能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对中国哲学产生误会实属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的含义

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的判断，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不存在纯粹思辨的哲学”，这是由他的判断标准决定的。但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哲学有着自己的判别标准，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哲学”的概念有“道术”，《庄子・天下》中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另外还有“显学”“玄学”“义理之学”“理学”“通几”，在近代，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之学问。”对于“哲学”这个名称，梁启超曾认为“哲学”不如“道术学”好。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张岱年先生曾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而追溯中国哲学的产生条件之一，就是由神学的宇宙观到自然的宇宙观的转化，这表现在《易经》和《洪范》中；另一个重要的转化是由“敬天”到“民本”思想的转化，这体现在统治者已经有了忧患意识，这在《易经》中多有体现，如九三爻辞中“君子常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总的来说，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上。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哲学重在修己达圣，西方重在求真。在中国哲学里，人处在中心位置，“万物皆备于我”，倡导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学体系中对于人的地位远没有中国高，甚至认为人都是“罪人”。东西方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一概否定。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中的积极因素

黑格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历来受到国人的批判和反对，试想如果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被指没有哲学，确实有伤民族自尊心，但对于不公正批评不能一味地反驳，除了思考原因之外还应该深层次的挖掘，看里面是否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启示。

上述已经提到黑格尔批评孔子主要是因为他的哲学太过具体，没有思辨，不够纯粹，换句话说，与政治联系太过紧密。黑格尔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条件认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儒家为例，启蒙于商周文化的儒家思想从诞生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儒学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学术面貌出现和显示功能的” ②，特别是著名的董仲舒改造儒学罢黜百家后，作为官方哲学，儒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一方面为统治者制造“统治有理说”，一方面对于控制人民思想，维持统治秩序。依靠政治的力量通过损益适应政治需要，对于儒学保持活力有积极作用，但同时对于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可小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思想繁荣阶段是先秦阶段，因为这一时期政治上分崩离析，思想的自由才会有那么多的各具特色的学派和学术思想的出现，但是一旦学术思想危及统治就会遭到抵制，这就提示我们思想的独立自由是哲学繁荣发展的前提。

另外，黑格尔对于非欧洲哲学路线的哲学体系的不重视，也提醒我们在对待其他哲学体系时应该持有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西方文化中心论明显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中西方文化和哲学事实上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哲学重逻辑，以精确性见长的特点，中国哲学则重整体把握，重系统。从纯哲学的角度批判中国哲学是没有历史、文化和科学的基础的，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不是中国化但也不一定是西方化，所以兼中西之所长、通古今之变，才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正确态度。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审视，那就是由于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这种误判，有人就提出了“中国没有哲学”说法，足见黑格尔在哲学领域的影响力。的确，黑格尔蔑视东方哲学，认为“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的”，但他从来没说过“中国没有哲学”这样的话，而且承认中国至少存在道德哲学。（作者单位：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4页。

②崔大华:《儒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