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新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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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往的十年，可以说教育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也是一个焦点话题，因为教育关乎国家的未来和家庭的未来。一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办教育“费力”，另一方面问题不断，群众的满意度低。这其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公众的关切所在，同时我们将在未来十年，如何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议题。

教育投入“达标”存疑

4%，这个数字从去年以来都备受教育界的关注。对于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4%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意味着我国在教育投入到总量上，有了硬保证，教育的蛋糕在扩大。然而，在蛋糕不断做大的表明之下，亦存在着一些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袁桂林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的忧虑：“4%这个比例需要从教育投入的统计口径来看，以前我们国家的口径还是相对较小的。前段时间有研究报告显示，几年前我们国家的教育投入一直是在3.5%左右徘徊，最近几年突然加速了，把口径扩了一扩才达到了4%。比如把原先的成人教育，等等非正规教育也纳入统计范围。具体来说，前些年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40、50问题，就是财政补贴。再有就是阳光工程，是关于农民工转移培训的工作，这个工程是财政补贴的，这个工作由农业部具体来操作，财政给予补贴，到了地方就是农业局来具体执行的。原来这两项都是不列入口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现在社会性的培训机构已经列入了统计范围之内。

关于教育投入的口径问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曾表示应确保“货真价实”的实现目标。周洪宇认为，实现国家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4%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个目标在今年有望实现。周洪宇说，“需要对如何实现4%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目前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要建立财政性教育投入统一的统计口径，不随意扩大或减少统计内容，确保‘货真价实’的实现目标，而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 可以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口径的不规范是影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重新界定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口径：不应将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纳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范围，应将事业收入纳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范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口径应和财政部门的预决算口径相统一。

袁桂林认为，中国教育经费的口径问题确实需要与国际接轨，现行国际上的几个分类概念我国并未采用。国外的教育口径一般分为3种，formal（正规的），informal（非正规的），nonformal（非正式的）。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教育是非公立的，但又有财政保障，那么是否应该列入国家的教育统计范围，这就是个问题。

基础教育的困局

目前，各地财政支出均把教育支出列为法定支出的范畴之内，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财政压力比较大，而另一方面不少人还是认为这一比例只能说是刚及格。政府投入量大于民众的满足程度，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困局。

据了解，目前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一般有综合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袁桂林分析说，前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财力的，这其中就存在挪用的情况。按照地方政府的工作重要程度排序而言，重工业、轻教育的意识显的颇为普遍。有的地方干部说，现在主要是抓经济，固定投资，教育要排在靠后的位置。再者说，一般县市一级承担的都是基础教育的工作，教育搞好了又能怎样，人才越出色外流的越厉害，本地越落后。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有人员上访要拖欠的工资，地方政府拿不出钱来，刚好有一笔教育的专项经费到了，于是就用这笔钱补上漏子。就这样，教育经费“摇身一变”，成了“维稳”经费。袁桂林说，现在教育投入领域甚至还存在“挤出效应”，有些主政者觉得人均经费达到三五百元已是过于“奢侈”，要求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别处。以上这些都是教育经费逐渐扩容，而教育水平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的症结所在。

袁桂林认为：“现在大家普遍都关注教育质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参数或者说是奥秘在于班额，即一个班的额定人数，人数越少教育质量越高。而我们现行的体制是师生比来配备编制，这就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极为不利。很多农村学校人数不足，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很多学校一个年级配一个老师都超编！另外，由于教师不足，往往一周的讲授课时就在30-32节左右，要知道城市里的老师一般在15节左右，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们无法备课，几乎是拿着课本就去上课，下了课就疲惫不堪。而这些问题的源头就是编制不够，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基础教育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一般教师工资为国家负担70%，地方负担30%。而对于不少落后地区而言，这些就是全部，没有一点额外的福利。还有些困难地区，中央只给政策，地方没有配套，教师连地方的30%有时也拿不到。不少地方的“还普九教育的欠债”执行程度也不足，教师也没有领到全部款项。

袁桂林还着重指出了目前高中教育存在的“大问题”。那就是从未有过生均公用经费这个标准，国家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袁桂林表示，可能是数据过低所致，他认为这方面的全口径统计来看，前几年都没到50%，这几年才刚刚达到而已。这就导致了高中教育的乱收费，因为投入过低，学校要生存。不过这些年不少高中都在扩大自己的办学规模，学生越招越多，很多学校还出现了强生源的情况，而且有愈演愈烈态势，其实背后都是利益驱动。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校长不想着抓好教育，而是想方设法扩大规模搞增收，这个导向上就很成问题。现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都有明确的生均经费标准，高中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部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轻视，这个亟待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外基础教育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下一个十年来面对和解决的。“现在地方和中央，包括上下级之间，存在一个缺乏信任的问题，甚至有互相“钓鱼”，假配套的问题。下级是想方设法先把经费弄到手，以后再想怎么样投入的问题。而上级往往没有考虑到地方的财力问题，导致很多政策的落地效果很不好。而且地方的发展教育的动力机制也没有形成，应该有一个奖励措施，让地方政府有办教育的积极性。再有是我们的教育补贴的机制需要改变，应该直接补贴至学生、家庭手里，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这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

除此之外就是打造多元监督的体系，政府要做到信息公开。现在的教育专项经费举个例子来说，到了县里，或者县长和财政局长、或者是主管财政的副县长知道，其他的副县长都不让他们知道，更不要说公众能不能知道。这些信息都应该让媒体、老百姓知道，让大家一块监督这笔钱用在何处。”袁桂林说。

高等教育亟待加强

高等教育相较基础教育而言，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国家，投资回报期都相对较短，成效也比较显著，也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面对近年来不断受到质疑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认为：“高等教育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问题倒是令人费解的，即便美国，也不能说拥有一个没有问题的高等教育。相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投入问题，而是机制问题，是利用杠杆原理撬动社会资金投入高等教育的机制。仅靠政府的投入，可以办普通的高等教育，但是要办国际一流的，显然力不从心，也无法持续发展。另外，区域高等教育的资源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公民办高校之间的投入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什么叫合理的投入渠道？是个很好的问题，但对解决实际问题，似乎无益。分配的“公平不公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弱势学校而言，得不到公平待遇的高校，永远有的谈，值得一谈。然而，涉及到国家高等教育层面，关键的是发展问题。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投资和资助，最适合公办高校的发展，同理，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投资，最适合民办高校的发展。

高等院校这些年频频出现负债问题，这很容易让人把负债与资金不足联系起来。对于公办高校之所以出现负债问题，原因很复杂，历史欠账太多是原因之一。洪成文认为，我们应该要反思，为什么公办高校敢于负债。如果说负债现象是一两所高校，那也作罢。如果是普遍现象，势必令人深思。我们担心的是，一些学校如同吸食了大麻，不仅不怕负债，而且乐于负债，甚至负债有瘾。如果再追问的话，这种“负债”之瘾，还有没有制度的原因？再有就是负债之后，大学的急于扩张。而扩张的效益评估，还得留给后人去做。大学扩张与教育投入的关系，非常有趣。分析一下，大致有几种情况出现：大学有投入，而不扩张；大学有了投入才做扩展；大学没有足够投入而扩张；大学没有足够投入也不扩张。第一和第四种情况都很怪异，剩下的就只有两种可能性了。有了投入才做扩展是最稳妥的，但是谁能说等钱筹足了才去做高教事业？因此，中国大学没有足够的投入而扩展，是发展的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既然已经扩张了，那么就得解决扩张了后以及继续扩张所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那个领域加大投入力度，那是如何切蛋糕的问题。其实，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蛋糕做大。蛋糕做大的战略思路有二，一是让政府单独做大蛋糕；二是发展高校自身潜力充分挖掘各高校主管能动性，让高校与政府各自努力，协同做大蛋糕。在鼓励高校参与做大蛋糕方面，我们的政策还很不到位。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政府背负高等教育庞大系统的历史已经过去，英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政府孤家勇挑重大，只能是一时之气，而不是长久之策。”洪成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