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表象下的矛盾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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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兔和猫》、《鸭的喜剧》是鲁迅仅有的两篇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但历来受到的关注甚少。本文结合文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明《兔和猫》、《鸭的喜剧》具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对爱的态度和方式的思考，并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的辨析。
关键词 鲁迅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矛盾 爱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Contradictions Sneak under Warmth Representation
――"Rabbit and Cat"， "Duck Comedy" Theme Analysis
CHEN Si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Rabbit and cat"， "duck comedy" are two novels in animals of Lu Xun's，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always been. Combining tex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rabbit and cat"， "duck comedy" has a consistent theme - thinking of the attitude and way of love and this theme is in deep analysis.
Key words Lu Xun； "rabbit and cat"； "duck comedy"； contradiction； love
1922年十月，鲁迅写作了两篇与动物有关的作品――《兔和猫》、《鸭的喜剧》，这也是其仅有的两篇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相对于鲁迅其他具有强烈批判色彩、震撼人心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可谓充满脉脉温情，在艺术上也具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也是它们历来不受重视，仅仅停留在少数研究者那里的原因之一。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虽然多有提到《兔和猫》、《鸭的喜剧》均以动物为题材、具有姊妹篇的性质，但多是进行单篇的探讨，极少数的研究者虽然将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讨论，但都没有对这两篇小说的主旨做出透彻的分析。本文结合文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明《兔和猫》、《鸭的喜剧》具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对爱的态度和方式的思考，并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1 两篇作品具有放在一起讨论的必然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兔和猫》、《鸭的喜剧》具有放在一起讨论的必然性。不少注意到这两篇小说的研究者均指出：虽然从小说的艺术成就来看，《兔和猫》、《鸭的喜剧》不如《狂人日记》、《药》等成就突出，但其中的思想却很有研究的价值。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显然有其合理性。就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来看，均属于民国十一年，根据孙伏园的回忆：“民国十一年左右，在作者的全部生活中，据我的看法，可以说是属于较为安闲恬静的段落。”事实上也是如此，1919年，鲁迅携全家搬入八道湾新居。从此时起到1923年与其弟周作人决裂之前，他在情感和物质上都度过了一段较为安逸的时期。《兔和猫》、《鸭的喜剧》可以说真实地反映了鲁迅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读之则感到浓浓的生活意趣和脉脉温情。
但是安逸的生活并未使鲁迅的思想风平浪静。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一时期的鲁迅仍然处在五四“呐喊”的时期，没有进入迷茫的“彷徨”中，但是1922年2月到7月与爱罗先珂的交往，显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在鲁迅的日记、散文、杂文和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其中之一便是引发了鲁迅对爱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便是这种思考的典型体现。
总之，《兔和猫》、《鸭的喜剧》以动物为焦点，透过不同人对动物的态度，深刻地展现了鲁迅对于“如何去爱”这一问题的探索。两篇小说写作于同一年，均以动物为题材，因此具有放在一起讨论的必然性。作为鲁迅对爱这一命题思索的重要一环，其价值亦毋庸置疑。
2 爱的三种范型：三太太、母亲和爱罗先珂、我
之所以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的主题是对于“如何去爱”的思索，首先是因为这两篇小说以动物为焦点，展现了三种典型的爱的范型。
三太太是《兔和猫》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她对白兔家族的爱护。刚买回一对白兔时，她严防小狗和黑猫，生怕白兔受到伤害。到生小兔时，下令，禁止孩子们捉白兔来玩耍。待新生的小兔久不见踪影，大家也都忘却了时，她却疑心是遭了黑猫毒手，在偶然得到证实后感到气愤、失望和悲凉。对于三太太爱护小兔的刻画，最传神的当属其“麻烦养兔法”――在她发现白兔又生了七只小兔后，小说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三太太从此不仅深恨黑猫，而且颇不以大兔为然了。据说当初那两个被害之先，死掉的该还有，因为他们生一回，决不至于只两个，但为了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这大概也不错的，现在七个之中，就有两个很瘦弱。所以三太太一有闲空，便捉住母兔，将小兔一个一个轮流地摆在肚子上来喝奶，不准有多少。
透过这段描写，我们可以发现三太太的一个特质：对弱者无条件、无限度的关爱。她不仅痛恨黑猫、而且对哺乳不均的大兔也颇为不满，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她心灵和行动的天平总是向着弱者倾斜。她虽然有锄强扶弱的一面，但却没有鲜明的爱憎，对小兔的爱护近乎溺爱。对三太太偏执近溺的爱，鲁迅借文中的母亲之口对其提出了一定的批评。
母亲这个角色在《兔和猫》中出现得并不多，但代表了一种与三太太截然不同的爱的范型。全文涉及母亲的部分有三处：
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家族的繁荣，还说待生下来的离了乳，也要去讨两匹来养在自己的窗外面。
母亲对我说，那样麻烦的养兔法，伊历来连听也未曾听到过，恐怕是可以收入《无双谱》的。
我的母亲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棘手，便起来探问了。
可以看到，母亲太修善、宽容、大度，不仅对白兔抱有怜爱之情、对黑猫也有着难得的恻隐之心。她代表了另外一种典型的爱的范型，一种宗教式的慈悲与怜悯。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鲁迅对此显然是无法认同的。
在《鸭的喜剧》中，爱罗先珂的爱与《兔和猫》中母亲的爱一样，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宽容与大爱。文中爱罗先珂来到北京之后，为了驱散沙漠似的寂寞，为了追求自然和自食其力，爱罗先珂先后在院子里养了科斗子、小鸡和小鸭等，尽其所能地照顾他们。文中多处写到他对动物由衷的喜爱，然而这种无所不爱的结果却不如人意，小鸡“满地飞跑，啄完了铺地锦的嫩叶”，在大家都没注意的间隙里，小鸭跳进荷池搅浑了池水、吃光了科斗。最后，连爱罗先珂也离开了北京，没有消息，“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爱罗先珂式的大爱不仅没有驱散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反而造成了鸭的喜剧即蝌蚪的悲剧，鲁迅用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对爱罗先珂式的大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在鲁迅看来，母亲与爱罗先珂的慈悲既无济于黑暗的现实，也无法改变弱者受到欺凌的命运。
两篇小说中的“我”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爱的范型。首先，我有着对弱者的悲悯。在《兔和猫》中，三太太奉行“麻烦养兔法”后，白兔的家族更繁荣了，大家也又都高兴了，然而我显然不属于“大家“之列：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认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在“我”看来，无论是白兔、小蝌蚪还是小鸭，都充满了勃勃的生命意趣，“我”也对他们喜爱有加。当这些弱小的动物受到损害时，我感到悲凉，同时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在《兔和猫》中，“我”责备造物将生命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面对黑猫给白兔家族带来的伤害，“我”决定用青酸钾毒害黑猫。但在这之前我已经想到：
造物太胡闹了，我不能不反抗他了，虽然也许是倒是帮她的忙… …
“我”心里很清楚，若是将黑猫毒杀，虽反抗了造物的”毁得太滥”，但却无形中帮他“造得太滥”，“我”虽然是爱憎分明的，但是如何真正地使弱者避免被滥造滥毁的悲惨命运，我并不能给出答案，因此鲜明的爱憎中又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鸭的喜剧》中也有所体现。虽然在《鸭的喜剧》中并没有“我”的心理活动，也没有直接写明“我”的态度，但通过“‘鸭的喜剧’即‘科斗的悲剧’”这一戏剧性的情节，还是折射出对造物太滥的责备，对此“我”虽然否定了爱罗先珂，但却依然无计可施。这与《兔和猫》中“我”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在《鸭的喜剧》中，小鸭和蝌蚪都是无辜的弱者。
“我”代表着第三种爱的范型，有着悲悯的情怀而且爱憎分明，似乎代表着理性且完美的爱的方式。但就算是我，也难以找到爱弱者最好的办法。
总地来看，三太太代表着“偏执之爱”，母亲和爱罗先珂代表着“无所不爱之爱”，我代表着“矛盾之爱”，这三种不同的爱的范型在小说中矛盾冲突，使得“如何去爱”成为贯穿这两篇小说的主题。
3 爱的矛盾与批判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过：“创作总根植于爱。”这句话道出了“爱”在其创作中的根基性意义。钱振纲认为：“鲁迅在早、前期，始终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但直到1918年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将胜利’时，鲁迅才直接提出了人道主义概念和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①“如果说平等自由是鲁迅人道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的话，那么，相爱相助则是其最高道德原则。”②钱振纲将人道主义作为鲁迅早、前期思想的一个侧面，并提出相爱相助是鲁迅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这个观点为本文深入分析《兔和猫》与《鸭的喜剧》的主题提供了启发。普世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弱者之爱常成为解读这两篇小说的关键，但通过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种解读并未深入具体地触及这两篇小说的真正主题。鲁迅在这两篇小说中展现了三种爱的范型，但他之所以要建立这三种范型，并非是简单地表现弱者之爱，而是要表现更深层次的对于爱的思索。这种思索是在矛盾与迷惘中进行的，是对于如何去爱的深入思考。
两篇小说写作于1922年，距离鲁迅直接提出人道主义概念和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已过了近四年。一方面，鲁迅赞美爱罗先珂的赤子之心与博爱情怀，他在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中这样写到：“我常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显示了他与爱罗先珂在精神上的共鸣。另一方面，面对着黑暗与残酷的现实，鲁迅又深感这种无所不爱的精神宛若一座空中楼阁，是无法建成的乌托邦。这种复杂的思想构成了这两部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温情表象下的矛盾潜行。
这两篇小说一起以动物为焦点，辐射出三种爱的范式，显然鲁迅对于三太太式的偏执之爱、爱罗先珂和母亲式的无所不爱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而文中的“我”对弱者有着真挚的热爱、对造物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只能提出委婉的讽刺或者通过毒杀黑猫暂时制止造物的滥毁。乍一看，这两篇小说中都充满了不同人对弱者深切的同情与爱护，但这并不是鲁迅最想要表达的主题，他是要寻找一种正确的爱的态度和爱的方式――面对造物的滥造和滥毁，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多重伤害，如何使幼弱者得到保护。但是在《兔和猫》中，“我”对造物的滥造深感无力，在《鸭的喜剧》中，也不能改变沙漠似的寂寞。
《兔和猫》与《鸭的喜剧》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即人道主义的一个侧面――爱，但并非是简单明了的弱者之爱，而是在矛盾复杂的心绪中探讨如何去爱。虽然“我”否定了无所不爱，选择了除弱扶强，但同时又担心这种偏向会放任造物的滥造。这种温柔表象下的矛盾潜行，这种在复杂的心绪中对“如何去爱”的不断思索是鲁迅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写到：“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足见“爱”在鲁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担当。关注《兔和猫》与《鸭的喜剧》，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爱”以及“如何去爱”这一问题的思索中复杂而曲折的一环，鲁迅正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前行的。而到了后期，他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爱憎分明者，鲁迅在发表于1935年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的最后引用了裴多菲的诗句：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小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这是1935年的鲁迅，用凛冽的态度表明自己将毫不留情地刺破黑暗的决绝之爱。在1922年，他虽然对于“爱”及“如何去爱”有诸多矛盾和不确定，但已走在成为一名决绝的战士的路上。
注释
① 钱振纲.从非人动物到“类猿人”，再到“真的人”（下）[J].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5.3：4-12.
② 钱振纲.从非人动物到“类猿人”，再到“真的人”（上）[J].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5.4：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