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凝灾害反思:有治理的市场政府和社群不可或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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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期）根据上述观点来对制度(包括社群)进行比较分析。市场、政府和社群的哪些特殊能力能够满足上述几点要求呢？

亚当・斯密在竞争市场的价值方面的正确评价具有非凡的现代意识：当竞争对全社会有利时，市场使共谋难以实现。就像方便面协会筹划提高价格。如果此类共谋在市场环境中能够奏效的话，将会形成连锁反应，有更多的经营者会在这场公共物品博弈中选择合作。当参与者人数增加后，由于受到下轮报复（购买者减少）以及相关策略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合作将变得异常困难。因此，涌进的增加影响价格所需的共谋者人数，竞争市场能够在共谋不利于社会福利的环境中成功地遏制共谋。例如，今年“鞭炮”开禁导致的亏损效应，就是经销商大量涌进所致。

市场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性是，市场是非合作交易的结果，而且，这些非合作交易又是大量交易的结果。市场竞争的方式，可以诱使参与人将其掌握的相关信息公开。人们通过购买来表达自己在市场中的偏好，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将传递一种信息，即该商品的价值至少不低于此价格。全国普涨的肉价即是最好的说明。

同样，在市场交易中显示生产能力对厂商是有利的，扭曲生产的实际成本对厂商是有损失的。在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市场均衡中,实际上,市场竞争将定价问题转化成了一个多人囚徒困境,当几个厂商利益相同，即限制产量,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方法“高估成本”。但是,一旦厂商数量很大，每个厂商都有背叛协议的动机，以打击竞争对手,因此,也就暴露了真实生产成本。雪凝灾害过后,寡头垄断企业也说亏损严重，要中央财政给予补贴,是因为企业数目不够大,真实生产成本不为人知所致。

与市场不同，在无市场的中央集权式生产体系中，厂商的动机是低估自己的生产能力，以便获得更少的生产定额。同样，消费者拥有高估自己需求的动机，希望获得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生活就是这样的。

市场的第二特性是，当经营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紧密结合时，市场竞争提供了一个分散并抑制寻租腐败的机制，能够做到奖勤罚懒。市场竞争能够增强人们选择的压力，降低经营绩效的差异，提高经营绩效的平均水平。高低经营绩效之间的巨大差异说明这个运行过程并不是完美的，但却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不能比拟的，它对生产率的重大影响，使我们获得走向了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

市场的低效率与市场的完善程度有关。我国混合经济体制的形式包容了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和完全竞争几种市场结构，其优劣要以资源配置是否相对最优、生产者剩余形成的赋税是否有利于社会福利为判断标准。

雪凝灾害期间，市场的作用确实被削弱了，但这是必要的。在灾害形成的合作交易活动效率低下时期，政府运用权力，实行某些商品的价格管制，允许和强迫经营者进行合作，以此来消除协调失灵问题。政府的比较优势在于制定规则：只有政府拥有权力来制定并推行经营者参与交往的游戏机制。当经营者面临囚徒困境时，正如在其他协调失灵问题中，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导致了不利的后果，这时只有政府可以提供或者强制实行价格管制以避免这种对民生和稳定不利的结果。对于界定，安排和实施产权，提供公共物品，管制环境和其他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管制自然垄断，提供一些形式的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调控宏观经济等活动，政府能够出色地完成，而社群、市场则无能为力。一些不太明显的情况如均衡选择――尤其当多重均衡存在时，一次性的政府干预也许能够实现社会希望的均衡。这次雪凝灾害说明，政府实行临时价格管制禁止不法经营者囤积居奇，禁止涨价、调拨物资平抑物价等措施消除突发灾害引发的物价、交通、电力、燃煤陷阱的均衡，并促使其向一个能安民和对政府产生良好信仰偏好的稳定生活新均衡转化。

政府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方法与市场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竞争市场通过激励背叛来阻止卡特尔以及其他形式的厂商共谋，而政府则能够阻止背叛来促进合作。政府和市场的协调互补能够阻止背叛和合作在不同的环境中受欢迎的问题。

因此，低风险人群将退出保险市场。而保险的价格则会变得让高风险人群无法承受。在获得关于自身风险状态的特定知识之前，在自由的市场上让所有的人都自愿购买保险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明显是一个市场失灵的情况。但是，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保险并强制所有人都购买，以这种方法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交强险就是一个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好例子。

政府作为一种治理结构，有许多的缺陷。首先，是政府官员难以获得生产者和消费者掌握的私人信息。其次，是相对应的，公民也难以获得政府官员掌握的信息。再次，是政府在制定涉及大量人的政策时，虽然存在理想的决策程序，但不一定有理想的决策结果。例如，国家审计署对《34个高等级公路项目建设管理及投资收益情况的审计结果》、对《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在这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人(政府)对委托人(公民)负轻微责任。同样的论据――(私人)尤其是企业间的交易中委托关系难以取得最优解――在此案例中有充分的事实说明。由于缺乏内在一致的民主方法来将个体偏好加总成为内在一致的公正选择标准，多数原则主要依赖于哪方控制了事项议程。与市场自由选择不同的是，事项的决定难以反映大众对事项偏好的强度。最后，当政府干预压制了市场选择时，在干预下得到特权的人能够获得租金――超过最优选择的收入。因此，社会群体将从事寻租行为，试图在有利于自身而不是其他群体或是公众的前提下，通过影响政策(决策)干预社会，进而出现了浪费资源、扭曲政策结果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后遗症在这次血凝灾害中的副作用充分地暴露出来。

社群治理。

十九世纪的“社群”曾经是市场的对立面。社群治理(例如国营)模式限制了个人的主动性，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工商经营模式要求集体制定决策，使责权不明、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不科学。这种状况在计划模式转型为市场模式之后，工商经营的绩效水平(生产力水平)才得到显著提高。

社群通过局部信息和同行压力来促进改革与创新，解决由经营者间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配置问题，进而治理开放系统。与那时的经营者们无法协调解决最优的激励问题――不同，现在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的经营者们可以很好地协调解决最优的激励方式问题。

在现代经济的许多部门中，社群治理发挥了中心作用。由于能够处理当代经济中出现的激励问题，它重新焕发了生机。

特别在出现社会互动性质或交易的商品和劳务阻碍订立完全契约的情况时，社群经常可以解决一些市场和政府都束手无策的问题。例如，雪凝灾害期间，政府对接社会捐赠之变：“为此之前灾难应急筹款的历程，这场雪灾中社会捐赠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在于没有搞全国统一，上下联动的行政募损形式；另一个变化在于注意做好协调对接工作，让捐赠款直接汇到地方政府或慈善机构的账户，从而提高了捐赠的使用效率(李立国)。”

简言之，政府对接捐赠之变：注重发挥慈善组织的运作功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和谐对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高效的社群能够监督其成员的行为，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群治理依赖于政府、雇主、银行以及其他正式的大型组织常常无法获得的分散的私人信息，根据员工表现与社会规范的符合程度加以奖惩。前述，在灾害期间，媒体协调一致的行动也可说明其作用。相对于政府和市场来说，社群能够有效地培养并利用传统的激励机制来治理公共行为，这些公共行为包括：彼此之间的信任、团结、互惠、互助、慷慨救助、声誉、自尊、尊重、报复和补偿。

社群在许多方面说明了作为治理机构的独特能力。首先，社群与社会成功人士在信任前提下往复交往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为了避免受到不恭敬，社群中存在非常强烈的增进社会福利的动机。雪凝灾害期间，社群慷慨救助与慈善机构的捐助，即是映证。其次，社群成员间频繁交往，相互了解，都有效地降低了活动成本，提高了收益。信息的容易获得和广泛传播，使社群成员愿意在良好的激励下行动，进而产生对集体对社会有益的结果。最后，社群可以通过其成员直接惩罚那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来消除搭便车问题。我们看到,雪凝灾害期间，被阻的交通线上，当个体行为影响了他人利益、行车规则被破坏时产生的强烈(正负)激励问题。

雪凝灾害期间，各种社群活动反映出，在有利的制度环境中，在和谐社会良好偏好充分激励之下的广大成员共同参与，高水平的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救助)的活动是高效率的。

与市场和政府一样，社群有时也无能为力。(表述略）

当充满信任和正确的信仰,有制裁违约的相关法律规范时……人们可以获得社群或是良好制度的帮助，使交易契约顺利履行。

反映市场，政府和社群等方面特性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进行不同组合，这些组合治理着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我们会看到雪凝灾害给三者间治理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我们也会看到在实践中一部分组合要比其他的治理更有成效。

结论:忽视有治理的社群、市场和政府的错误。

社群治理是封建时代未发育完全的“残渣”；夸大市场“看不见手”的作用；政府能够就经济生活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集中的解决方法等都是不现实的。市场、政府和社群治理的互补结构是有希望调动人们多样、特异的能力和动机来解决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方面的难题，更好地利用潜在的知识扩张来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使和谐社会的期盼渐行渐近。

参考文献:

[美]萨缪・鲍尔斯/著 江艇洪 福海周业安等/译:《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