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评价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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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近些年来，我国不仅一跃成为吸收外资的大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共设立境外中资企业7470家，中方协议投资金额114.27亿美元，海外企业资本存量已超过300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对外投资大国，成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多方位的，也是综合性的，既有静态效益，也有动态效益。

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完全决定于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拉动，还决定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相关商品如原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的出口，从而扩大出口市场，改善对外贸易状况。此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利润，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其次，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赖本国要素积累的增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确保本国发展需要的关键原料、能源的进口；能主动引进关键技术，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改善本国比较优势形成方式，提高人均利润率。

再次，开放条件下，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是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立跨国企业，能学习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推进企业国际化和产业国际化，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地是通过获取海外市场和资源；通过向外转移国内剩余生产能力，从而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对外贸易的发展来实现的，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一、在获取海外资源方面。

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出口导向型战略。这种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矛盾十分突出并在加剧。近几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并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使我国资源进口量大大增加。例如，我国已由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国转为煤炭进口国，钢材、石油进口量也急剧增加。我国属于大国经济，大量的资源进口，已经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强大影响，导致价格上升。与进口相比，对外直接投资以内部化方式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通过跨国企业内部转移定价降低了资源使用成本，是一种稳定有效的获取资源的方式。比如，在矿业方面，首钢投资1.2亿美元收购的秘鲁铁矿，中信公司投资1亿美元合资经营的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在美国衣阿华州的中兴钢厂；在石油行业方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后收购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地油田，并在印度尼西亚合作开采石油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面。

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而内需相对不足的阶段，许多企业和行业的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为此，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我国的产业升级虽然可以在本土范围内进行，但回旋余地较小，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我国一些传统的“夕阳”工业和一些“朝阳”产业中的“夕阳”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减轻国内企业困境的重要途径。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技术吸收和技术改造，我国在轻工、机电、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领域拥有独特的成熟技术优势，主要反映在产品的工艺设计和产品功能定位方面的技术创新优势和管理优势。一些企业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主动走出国门，发展对非洲、中东、拉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据统计，初级加工制造投资已经占到我国全部海外投资企业的50%左右，并且还在继续增长。这些海外投资转移了一部分国内的过剩生产能力，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压力，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我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捷径。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购并高新技术企业，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直接吸收许多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那些建立在信息资源集中地的国外分支机构，还可以将从当地获得的大量技术市场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国内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和国际市场行情，从而优化国内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型企业已经率先行动起来，积极进行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海外直接投资。例如，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日本等地设立高技术合资企业，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和计算机软件，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中国最大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上海华虹微电子公司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型企业，以提高整个公司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再如著名的民营企业万向集团收购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公司，其主要目标是获得和跟踪UAI在制动器方面的先进技术。又例如，华为集团分别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成立了实验室；海尔在美国设立研发机构；长虹与东芝合作在日本设立研究与设计机构；联想在香港和美国设立研发和技术信息中心进行技术研发，并进一步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这些设在技术先进地区的研究机构通过跟踪、学习、研究、开发世界先进的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为国内的技术成长做出重要贡献。

三、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

对外直接投资对维护和开拓我国出口市场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出口引致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相关商品如原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的出口，从而导致的出口增加。如前所述，在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构成中，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约占2/3，其中主要表现为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这部分资本品和原材料的输出导致出口的增加。

其次是市场扩大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设立工厂，就地生产和销售，能够绕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维护和开拓出口市场。此外，通过在国外建立销售网络，可以减小经营风险，从而能够在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国家开展贸易，扩大市场范围。通过在国外建立售后服务网点，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顾客需求，提高营销服务水平，从而扩大销售规模。我国一些大型家店集团如海尔、长虹、海信等纷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设厂生产销售，均取得不俗的经营业绩。

最后是贸易关联效应。产品的出口要涉及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如产品的运输、分包装、仓储、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为了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降低风险，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相继在国外建立相应的服务设施，发展仓储业、零售业、运输业、银行保险业和咨询服务业等。此类服务设施的建立，一方面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内相关企业的出口贸易的发展。

尽管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如在宏观管理体制和相关政策上，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繁琐；缺乏完善的投资保护机制；对外投资监管薄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金融和信息服务水平较低，还不能满足对外直接投资的需要。从企业自身的状况来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普遍偏低，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散，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外投资地区结构也还不尽合理等等。为此，我们还需要采取下列有利措施，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第一，要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多年来，引进外资成为我国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外资企业的高效率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也对国内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采取“外资退却战略”与“内资推进战略”以鼓励本土企业家的迅速成长。加入WTO后，我国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入世”在给我国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能搞一刀切，不分条件地片面强调所有企业都要“走出去”。我国目前存在收入水平的巨大区域差异，既有深圳市、北京市和上海市人均GDP已超过3500美元的地区，又有广大的低收入地区；既有实力雄厚并已基本实现市场化的大型企业，又有众多设备落后、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小企业。因此，我们应该分地区、分企业来考虑“走出去”问题，企业则应结合本企业优劣势，分析当前国际市场形势，从战略高度来全盘度量是否和能否进行海外投资，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盲目跟从和简单模仿。

第二，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基本类型。从国际比较来看，当前我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总体上处于中游地位：相对于更低阶梯国家而言，我国某些产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更高阶梯国家而言，学习和赶超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主要任务。我国在国际分工阶梯中的特定位置决定两类不同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同时存在。一类是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发挥局部相对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而对更低阶梯的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类是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即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向更高阶梯国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

以对外直接投资质的划分为出发点，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一是边际产业基准。根据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一国应将本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双方都可以获取比较利益。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我国在纺织、食品、轻工等行业拥有过剩加工能力和技术，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饱和, 属于“边际产业”。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低阶梯的国家，将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显然，这一基准适用于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产业相对优势基准。海外投资企业要想战胜东道国同类企业，必须具有某种特殊优势。这种优势并非指企业的绝对优势，而是指与东道国企业相比所具有的相对优势。这是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基准。产业相对优势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技术的积累和创新，以及资源供给的便利性或产业的市场优势等。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小规模技术和经过吸收及创新的引进技术都可以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相对优势。三是对国内相关产业的辐射效应基准。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辐射效应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即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形成的与母国相关生产环节的交易份额，它主要由产业内各生产阶段的关联度或连锁度来决定。一般而言，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与产业关联的深度和广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部门。这一基准既适用于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适用于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四是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要求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向与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趋势相藕合。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已经由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扩张方式转变为以集约化、高度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必须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重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标准适用于学习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调整地区结构，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我国前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香港地区和发达国家，从近期来看，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国内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另外，东盟及周边国家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接近，“10+1”自由贸易协议签定之后，随着综合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推行，它们更可成为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伙伴和对象。我国对东盟的投资可以以湄公河次区域为重点展开，以充分利用交通的便利。通过次区域各国之间的共同努力，建立贸易和投资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为贸易商和投资者提供服务。

第四，完善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规模与技术含量。在宏观上，要加强对对外投资的调控力度，健全对外投资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应加强有关对外投资的立法。至今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比较完善的对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和建立专门的法律，如《海外投资法》或《海外投资保险法》，以鼓励和保护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动力与利益。在政策上，应当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以经济目的和市场导向为主的多元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在微观层面，我国的跨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跨国企业，要强化对海外企业的组织管理和财务监管，防止非经济目的驱动的腐败行为；要培养海外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和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提高技术在当地和国际市场的适应性，从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本文作者赵春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河南财经学院特聘教授；宋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郭虹，江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