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牛津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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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在生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教区主教威尔伯福斯（以下简称威氏或主教）之间的著名争论几乎成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同义词。丹皮尔的经典教材《科学史》认为，威氏是顽固的宗教势力的代表，他“企图用讥笑来摧毁进化观念”；赫胥黎则是科学的代言人，是捍卫科学真理的勇士。于是，这场争论就成了“科学真理与宗教教义”之间的冲突，成了科学真理终究能够战胜宗教迷信的标志。它被人们称为“除了滑铁卢战役以外，19世纪最著名的战争”。然而，关于那场争论存在着多种相互矛盾的描述，留给人们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

赫胥黎与欧文的相遇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引发了知识界的激烈争论。最初的1 250本很快销售一空，两个月后又重印了3 000多本，正像牛津的一位科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们“都正在读达尔文的书”。1860年1月初，地质学家赖尔在写给一位美国同行的信中提到，达尔文的著作正在科学界、文学界和神学界激起热烈的讨论。11月23日，赫胥黎在写给达尔文的信中说，他已经做好了捍卫进化论的准备。12月，赫胥黎匿名为《麦克米兰杂志》和《泰晤时报》撰写文章介绍和支持达尔文学说。1860年2月初，赫胥黎在皇家研究院讲演，公开地支持达尔文进化论。大约也是这个时候，达尔文听说威氏曾说过《物种起源》是“他曾经读过的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时的老师塞奇威克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的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并于3月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动物学家欧文在《爱丁堡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达尔文的学说。4月，赫胥黎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反击文章。5月初，达尔文的学说在剑桥哲学学会上遭到了欧文和塞奇威克等人的攻击。

1860年6月27日至7月4日，英国科学促进会的第30届年会在牛津召开。在28日动植物组分会上，一场意料之中的激烈争论在赫胥黎与欧文之间发生了。欧文坚持认为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的差别，要比大猩猩与相对低级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这种论点显然是在批评赫胥黎，因为他在其他场合曾经提出过两者的差别不大。赫胥黎当时被欧文激怒，他“略带开玩笑口吻评论说，即使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他们（保守的科学家和教士）也不会感到害怕”。实际上，这一针锋相对的争论成为了两天后赫胥黎与威氏之争的序幕。

“英雄故事”的来源

6月30日，由于听众比预计的人数多很多，动植物组的会场改设在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大约有700名听众，其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牛津大学的师生以及一些普通听众。在若干个主题发言结束之后，有两位听众发表了反对进化论的评论，会议主持人邀请赫胥黎进行回应，后者婉言谢绝。在接下来的即席发言中，身兼英国科学促进会副会长的牛津教区主教威氏做了大约半小时“雄辩而有说服力”的发言，再后来就发生了那个广为流传的“英雄故事”。

那场争论是如何发生的？过程又怎样？塞奇威克夫人在事发38年之后撰写的《祖母的传奇》（《麦克米兰杂志》，1898年10月）中给出了最生动的描述。该文写道：“那时，这位主教起来反对，他以稍带轻蔑的语气、华丽的词藻和流利的口才使我们相信所谓的进化根本不存在，野鸽总是野鸽。然后，他傲慢地转向他的对手，他想知道，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来的？面对这一诘难，赫胥黎先生沉着冷静地站了起来。……说出了下述惊人的话……。他对有一个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祖先并不感到羞耻，但让他感到羞耻的是，他与利用自己的才能来混淆真理的人站在一起。没有人不理解他的用意，他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位女士当场晕了过去……当天晚上，我们聚集在道本尼博士家。每个人都渴望祝贺这位今天的英雄。我记得有一个天真的人希望这事最好能再来一次。赫胥黎先生面带着胜利的微笑，把我们推开说：‘如果不能再有，一生有一次足矣’。”

关于这场争论，最直接的材料来自作为听众的格林。他在三天后的一封信中说，威氏“猛烈地攻击达尔文的学说以及达尔文的朋友，特别是赫胥黎教授。……‘他被告知赫胥黎教授曾说过他不在乎一个人的祖先是不是大猩猩。当然，如果这位博学的教授是在说自己的话’以及如此之类的话。”至于赫胥黎的反击，信中继续写道：“我声明，我再重复一下，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有一个大猩猩作为他的祖先感到羞耻。真正令他感到羞耻的是，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在自己的领域获得成功，而是利用他口若悬河的言辞、偷梁换柱的雄辩和求助于宗教偏见的娴熟技巧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干涉他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

作为二手的材料，没有出席会议的赖尔在几天后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位牛津的主教问，是赫胥黎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与大猩猩有关系”。在前两天刚刚宣布赞同达尔文学说的生物学家胡克爵士不但出席了那天的会议，而且还对威氏诘难进行了反驳。他在第二天写给达尔文的信中只提到那位主教的言论中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赫胥黎勇敢地应战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但没有对具体的争论细节进行描述。在事发多年之后，胡克却说：“著名的1860年牛津会议，在赫胥黎的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那时起，他始终战斗在这一最容易遭致攻击领域的最前列。”这场争论的性质“不只是一个解剖学家反驳另一个解剖学家，也不是关于事实证据和抽象论断的论战，而是个人之间的才智之战，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上述描述构成了赫胥黎“英雄故事”的“事实基础”，并且通过列奥纳多・赫胥黎和弗兰西斯・达尔文各自为他们的父亲编写的传记以及德拉坡的《科学与宗教冲突史》和怀特的《基督教国家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史》广为流传。

是赫胥黎还是胡克？

那么，当时的报刊是如何报道这场争论的？当时没有伦敦的任何一家日报对这场著名的冲突进行过报道，就连周刊上提及这场争论的很少几篇的评论也没有表现出赫胥黎的反驳所产生的影响。《雅典娜》周刊分别于1860年6月30日、7月7日和7月14日报道了这场争论，《杰克逊牛津杂志》也于同年7月7日刊登了有关这场争论的文章。虽然这些报道在细节上有一定的出入，但是“这些当时在场的记者既没有记下这些惊人之语，也没有特别提到它们所产生的极大影响。”《雅典娜》的一篇文章说：“在知识界的争论中，这位牛津的主教已出了名，而惠威尔博士、塔尔博特爵士、塞奇威克教授、克劳福特先生和赫胥黎教授都认为他值得攻击……在这场论战中，他（威氏――本文作者注）得到了欧文教授、布劳迪爵士、道本尼博士以及聚集在牛津的大多数最优秀的博物学家的支持。”

《雅典娜》的报道把更多的篇幅给予了胡克而不是赫胥黎，暗示胡克才是那场争论中的关键人物。胡克在写给达尔文的信中说：“赫胥黎令人敬佩地应战了，他转向桌子，但他面对如此众多的听众说不出话，也不能驾驭听众，他没有抓住山姆（威氏）的弱点，也没能说一些得体的话赢得听众。争论变得白热化，布劳斯特太太昏倒了……我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显然，在胡克看来，是他真正地反驳了那位主教。达尔文给胡克的回信中也说：“如果当时我的身体足够好的话，同你一起漫步牛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更使我喜欢的是能听你击败主教。”

当时在场的法拉尔把反驳威氏的功劳归功于赫胥黎，但否认威氏用侮辱性的语言质问后者。他在1899年6月12日写给列奥纳多・赫胥黎的一封信中说“他（威氏）的话被你错误地引用了（你的父亲也反对这样），他们没有粗俗的表现，没有蛮横的举止，也没有人身攻击。他只是毫不留情地争辩了鸟类中的物种不变性，然后否定了人是从猿变来的说法，在措辞上他唤起了情感的帮助，并说（如果不是原话，我发誓他的话的意思和句型是这样），‘如果任何人同意他的祖父与猿有血缘关系，那么他必须同意他的祖母一方同样与猿有血缘关系。’（你知道）这种贬低妇女为灵长类动物的说法激起了人们的反感。……这句话听起来并非蛮横无礼，但它是非科学的，不值得作为动物学上的争论……。当他们离开后，给我的印象是这位主教的同僚觉得羞耻，认为他忘记了表现得一像个绅士。你父亲的胜利不是靠他表现出的讽刺才能，而是这样的事实，他以得体的举止和良好的涵养获得了胜利。”

主教的批评

关于威氏卷入这场争论的原因，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位主教为了“维护正统的教义”，代表宗教界来压制达尔文学说。另一种说法认为威氏身为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除了精通数学外对地质学和鸟类有一定的研究，他虽算不上是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但是在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当时并非对这一议题没有发言权。

在争论前的5个星期，威氏写了一篇长达40多页的批评文章，后来发表在《评论季刊》（1860年7月）上。他在文中首先列举了达尔文的主要论点，然后写道：“我们是归纳哲学的忠实学生，不会因任何荒诞的结论而退缩，牛顿的耐心哲学教会了他在下落的苹果中发现了支配着天体运行的定律。如果达尔文先生能以同样正确的推理方式，向我们阐明我们的血缘与动物的联系，我们将从心里摒弃我们的自豪感，并且怀着哲学上特有的谦虚承认我们与蘑菇之间的确定无疑的亲缘关系。……我们将请求允许认真地审查得出这种结论的每一步骤，如果其中有任何地方要求我们用不受约束的假设代替耐心的观察，或者用异想天开的幻想代替经由严格的逻辑推理获得的严肃结论，我们将反对。”接下来他通过许多事例论证了物种的不变性，认为达尔文学说“是由一些最大胆的假设为基础的纯粹假说”，并且列举了达尔文著作中的10处最具有猜测性段落。最后，他说：“我们对这些观点的反对是在严肃科学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来自我们的坚定信念，即必须对这些论点的真或伪进行检验。”

关于威氏的发言内容，大多数学者相信就是他上面这篇文章的提纲。《雅典娜》的一篇报道开头就说：“这位牛津主教认为，当人们用归纳科学的原则检验时，达尔文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已有的事实并不能确保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达尔文先生的结论，从对因果理论的要求来说，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它既违背科学精神又与人类的利益相对立。他高兴地知道科学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也反对这一学说。”《杰克逊牛津杂志》也有几乎同样的报道，并且还增加了他引证的布劳迪和欧文的论点。

从达尔文对上述批评文章的反应，人们也可以理解威氏批评的分量。达尔文在写给胡克的信（1860年7月）中写道：“我刚读完《评论季刊》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异常巧妙，他以老练的手法挑出了所有最带有推测性的部分，并把所有的难题都很好地提了出来。”同年8月，达尔文在写给赖尔的信中谈到，他康复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将被指出的弱点挑出来。可见，达尔文对威氏的批评还是相当重视的。至此，人们不难发现，威氏尽管求助了伦理、宗教和情感因素，但他对进化论的批评主要还是学术上的，并非以讥讽和谩骂代替科学讨论，也并非靠引证圣经的权威来压制科学真理。他认为，达尔文学说的错误并不主要是因为它所暗示的人类本质不可接受，而是在当时看来达尔文得出结论的方法是错误的，所依赖的事实是不充分的。实际上，这是“归纳―演绎”与“假设―演绎”两大方法论传统之间的抗争，只不过后者在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罢了。这也注定了无论赫胥黎和胡克在理论上怎样进行辩护，都不会令他们的反对者感到满意。

赫胥黎的捍卫

赫胥黎为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方式，基本上来自他在1860年2月于皇家研究院所做的讲演。《雅典娜》的报道说：“赫胥黎教授捍卫达尔文的学说，反对把它说成只是一个假说的指责。……达尔文的学说是对事实的解释，他的著作中充满着新事实，全部支持他的理论。他没有声称这一学说的每一部分都已被证实。他认为它是关于物种起源这一问题已有解释的最好的理解。”

在1860年的一篇文章中，赫胥黎也写道：“达尔文先生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仅严格地符合科学逻辑的标准，而且也是唯一合理的方法。……达尔文先生已经尝试做的工作严格地符合穆勒先生的原则；在归纳方面，他已经通过观察和实验，努力地发现了大量的事实；然后，他从这些事实材料出发进行推理；最后，通过把他的推论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检验这些推论的正确性。”

这也许是赫胥黎当时所能作出的最好辩护。但是，人们很难想像赫胥黎能够利用这些论点驳倒他的争论对手。至于赫胥黎的辩护方式，达尔文也有所保留。他在给胡克的信（1860年2月14日）中认为，赫胥黎在皇家研究院的讲演，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至于赫胥黎在那场争论中的表现，达尔文和赖尔都认为他有不妥之处。

“牛津论战”的性质

那么，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是赫胥黎驳倒了威氏，并且这一英雄故事广为流传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科学背景。

一方面，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几年中，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证据相继被发现，反进化论者提出的种种诘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释。达尔文学说已从那个过去被斥为“毫无根据的假说”变成了引导人们发现许多新的科学事实的理论。到19世纪末，达尔文的支持者已由1860年的极少数变成了绝对多数。达尔文学说所取得的如此辉煌成就，使它的拥护者不禁想起昔日捍卫者的远见卓识和丰功伟绩，并相信“赫胥黎在那次争论中也必定获得了胜利”。

另一方面，19世纪英国的科学职业化背景也给这一英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特纳认为，“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业余的、贵族赞助式的，只有很少的职位，也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教会控制着大学和中学教育”。大约在19世纪中叶，科学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它建立起了自己的评价规范，并且制订了选择和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标准。这种从“绅士－博物学家”到职业科学家的转变，导致了教会组织与科学家群体之间的冲突。一方面，科学界为了维护科学的自治，排除外来的干预，力图彻底取消非职业科学家对科学讨论发表评论的资格；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为了维护自己的文化领导者形象和既得利益，试图通过干涉科学讨论来压制新出现的职业科学家群体。经过数十年的艰难斗争，英国的科学职业化获得了成功，科学界取得非常大的自治权。据统计，在1831年至1865年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五个专业委员会（数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和力学）主席先后有41位是教士，而在1865至1900年间，只剩下3位。人们可以推测，即使赫胥黎在当年的争论中并未明显地大获全胜，但是，在进化论取得了辉煌胜利和科学职业化长足发展的19世纪末，塞奇威克夫人所描绘的英雄故事和胡克所声称的科学与宗教冲突必定会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普遍欢迎，并且被广泛地流传开来。

实际上，威氏在这场争论中“得到了欧文教授、本杰明・布劳迪爵士、道本尼博士以及聚集在牛津的大多数最优秀的博物学家的支持”，说明反对达尔文学说的并不限于宗教界人士，甚至物理学家斯托克斯、威廉・汤姆逊（后来的开尔文爵士）和麦克斯韦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反对进化论。另一方面，威氏所反对的是达尔文“得出结论的方法”，是在“归纳－演绎”的方法论传统下对“假设－演绎”方法的反对。因此，这场争论主要不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竞争，是科学职业化背景下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体现。按拉塞尔的话说是“19世纪末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宗教的敌对关系，与其说是由科学事实对神学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威胁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将文化的领导地位置于何处’的问题引起的”。所以，如果只是将这场争论简单地说成是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标志，实际上是对这场争论的一种误读。■

作者简介

张增一，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思想史、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文化。

（责编景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