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多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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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安文化对杜诗的形成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多维透视主要表现为对其宫廷文化、士文化和市俗文化的生动反映，其显示出全面性、犀利性以及重在对士文化展现的特征。长安文化的浪漫、世俗、执著的精神在杜诗中得到凝聚和升华，成为杜诗具有盛世气象、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为国为民锲而不舍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杜诗；长安文化；宫廷文化；士文化；市俗文化；透视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108-05
杜甫中年曾在长安生活十余年，这也是杜甫人生观、诗学观重要的形成期与定型期。长安作为唐朝国都，其具有的地域特征以及文化特征皆对杜甫及其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杜诗与长安文化的关系作一分析，以扩大杜诗的研究视野。
一、杜诗对长安文化透视的维度
长安文化以其创造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以皇室贵族为主体的宫廷文化、以普通士阶层为主体的士文化、以一般民众为主体的市俗文化。宫廷文化包括宫廷建筑、宫廷礼仪、游宴、乐舞，等等；士文化包括交游、送别、书法、绘画、经学，等等；市俗文化包括节序、服饰、民间娱乐、，等等。这三种文化圈的划分，是就文化主要创造主体而言，三者并不完全隔绝，而是相互传播、影响和接受，共同构成长安文化整体，但同时又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立性。以上这些长安文化的主要面，在杜诗中都有丰富表现。
（一）对长安宫廷文化的透视
长安作为唐朝国都，其为人所重，首先在于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在长安，以帝王贵族为主体的宫廷贵族生活也就成为了长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室贵族政治上的至高地位，使宫廷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对长安文化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并且在展现唐代盛世气象中更具有代表性。杜诗对宫廷建筑、宫廷礼仪、宫廷游宴、宫廷乐舞等宫廷文化的主要层面皆有生动反映。
1.宫廷建筑。隋唐长安城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辉煌，坊市整齐划一，以宫城为中心，皇城外郭城包围四周所形成的众星拱月之势充分显示出皇权独尊的思想和雍容的气度。皇城、宫城是帝王为首的皇权机构所在地，在杜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前，杜诗对长安宫廷建筑的表现只停留在杜甫远观中，《乐游园歌》曰：“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①即杜甫在曲江远望宫殿所见的空旷的景象。乾元元年，杜甫在长安任职左拾遗，平日行走宫廷，杜诗对皇宫建筑的表现转为具体，《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就是一首典型之作，“旌旂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再现了长安宫殿的雍容气度。而“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则展示出长安宫殿的富丽。安史之乱中，杜甫目睹曲江畔的宫殿一片凄凉，《哀江头》曰：“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诗中，眼前宫殿的寂寞与昔日的繁华形成强烈的对比。
2.宫廷礼仪。宫中礼仪制度是皇室贵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封建等级秩序，而且起到维护皇家威严和地位的作用。对此，杜甫在任左拾遗期间在诗中有所描述，《紫宸殿退朝口号》曰：“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此诗再现了臣子上朝的礼仪，舂容大雅。
3.宫廷游宴。游赏宴会是皇室贵族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也是宫廷文化的主要体现。表现皇室贵族游宴的诗作主要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旅居长安的时期，代表作是《郑驸马宅宴洞中》《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崔驸马山亭宴集》《丽人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等。此类宴集诗在展现皇室贵族游宴时，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器具的瑰丽，食物的精美，气势的华贵。如《崔驸马山亭宴集》中“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丽人行》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诗中表现的长安宫廷华贵奢侈的生活是长安宫廷文化的重要一面。
4.宫廷乐舞。把乐舞放入宫廷文化一栏论述，是因为唐代乐舞发达，主要体现于宫廷，再由宫廷传播至民间，逐渐融合为长安的乐舞文化。杜甫对长安的宫廷乐舞接触很多，李龟年即是一例。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一首专门以剑器舞为描述对象的诗歌，剑器舞，唐代属于健舞，有英姿飒爽之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浏漓顿挫”、“豪荡感激”便是对剑器舞之神的精当概括。
（二）对长安士文化的透视
士是介于官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士来源于民，出仕则为官，它来源于民的各个部分，入于官的各个层次，一定意义上，士是官民之间的连接点。士源于西周时期，大约是一种位在卿大夫之下的固定身份，并在国家中有一定职事之人。秦汉以后，士主要是指读书奔仕途之人。唐代长安以国都之优势，使士云集于此，士在长安文化主体精神的创造和传播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长安文化中一个主要的创造群体。士文化所包含的文酒之会、送别、迁谪、书法、绘画等等，在杜诗中皆有所呈现。
1.文酒之会。在长安，文酒之会成为士人相互交往和切磋诗艺的重要方式，在共同宴集或共同游赏中互相唱和酬赠，写下大量诗作。天宝十一载，杜甫与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同游慈恩寺塔，五人同时写下著名的同题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仇兆鳌曰：“同时诸公登塔，各有题咏。薛据诗已失传；岑、储两作，风秀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净，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古今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1]《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游何氏五首》《渼陂行》《渼陂西南台》《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皆是当时之作。杜甫游赏类诗歌展现了长安士子生活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长安士子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一个反映。
2.送别。士子至长安，原因众多，或漫游，或应试，或为官，或干谒，等等，他们或作短暂停留，或长期居住，长安成为了士子频繁出入的场所，士子之间的送别可谓是唐诗中一个重要题材。《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送韦书记赴安西》《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等，诗中惜别之意、友朋规切之谊与勉励建立功业之情相互交融，充满情趣。
3.书画。士子身份往往身兼多职，许多人不仅精通诗歌，而且书法、绘画、音乐兼通。与杜甫交往的王维、郑虔，薛稷即是，王维，诗歌、绘画、音乐兼善；郑虔之诗、书、画，被玄宗称为“郑虔三绝”；薛稷，诗辞博雅，书法绘画皆有盛名。《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赞薛稷之书，《饮中八仙歌》再现张旭草书创作之态，《李潮八分小篆歌》歌颂李潮八分书瘦劲有力。“许彦周《诗话》云：‘画山水诗，少陵数首，无人可继者。’”[2]其中《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与《戏题五宰山水图歌》）尤为超绝。《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系杜甫作于长安时期，此咏画诗得山水之神，出山水之韵，“赤诚谢省曰：‘此诗一篇之中，微则竹树花草，变则烟雾风雨，仙境则沧洲玄圃，州邑则赤县蒲城，山则天姥，水则潇湘，人则渔翁释子，物则猿猱舟船，妙则鬼神，怪则湘灵，无所不备。而纵横出没，几莫测其端倪。’”[3]全篇气韵生动，诗成画外之意，画写意外之情。通篇字字跳跃，天机盎然。尤其是杜甫诗中画马诗甚多，《天育骠图歌》《题韦偃马》《丹青引》皆是优秀之作。
（三）对长安市俗文化的透视
长安的一般民众创造了长安的市俗文化，其内涵不仅具有唐代国都的特征，而且更多是反映了此地居民长期生活形成的习俗和观念，其中很多因素具有浓烈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宋敏求《长安志》引《隋书·地理志》曰：“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风也。”[4]具体而言，长安的市俗文化包括节序、物产、社会风气、民间娱乐等等，其主要面在杜诗中皆有表现。
1.节日。节日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寄托着农耕文化中民众对生活的美好愿望，或求神灵先人保佑，或怀念名人志士，等等。呈现于杜甫笔下的长安节日主要有除夕、重阳节、寒食。杜甫言及除夕的诗作有《今夕行》和《杜位宅守岁》，前者作时杜甫尚未参加制举，故诗中充满少年豪放之意。后者作时杜甫应举下第，干谒无果，所以发出“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的激愤之词。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九日寄岑参》《九日曲江》《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皆是重阳节之作，《一百五日夜对月》则是借寒食而思家。
2.物产。长安地处关中，西北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造成其物产的独特性。班固《西都赋》曰：“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5]杜诗中出现的长安物产有冬菹、土酥、茯苓、蓝田玉等等。如“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病后过王倚赠歌》）、“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九日蓝田崔氏庄》）。
3.社会风气。长安一地，周秦汉唐之都，其地社会风气自有其独特之处，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皆是对长安普遍存在的习俗而言。杜甫旅居长安，久无一职，困顿凄苦，备尝人间冷暖。《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示从孙济》皆表现了世态炎凉。《贫交行》是专门咏叹人情淡漠的一首诗，曰：“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此诗语不多而意到，可谓道尽千古世态。上述风俗之外，杜诗中尚有“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今夕行》）中的博塞，“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彭衙行》）中的剪纸招魂等等。
以上是杜诗对长安文化中宫廷文化、士文化、市俗文化的多维透视，当然，这不是全部，只是长安文化在杜诗中主要的外在表现。这些反映长安文化的杜诗多作于长安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多为杜诗中的扛鼎之作。
二、杜诗对长安文化多维透视的特征
杜诗作为唐代诗歌的杰出代表，对长安文化的透视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面性
以创造主体而言，长安文化的三个方面宫廷文化、士文化、市俗文化在杜诗中都有表现。杜诗再现了长安宫廷文化的盛世气象和雍容华贵，杜诗中的典雅、醇正则是与之相符的风格特点。同时，杜诗也集中体现了唐代长安士阶层的精神风貌，而这些正是长安文化的核心精神所在。杜诗对长安市俗文化的呈现，使其对长安文化的透视有别于其他诗人，也是杜诗伟大之所在。以马凌诺斯基《文化论》中的观点为依据，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同样，长安文化中不同的文化圈皆可划分出这三个层次，而杜诗对此皆有所表现。宫廷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长安城的建筑、宫殿等，《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等即是；精神层面包括宴游、乐舞等，《丽人行》等即是；制度层面包括礼仪、科举等，如《紫宸殿退朝口号》等。士文化中物质层面包括文酒之会、游赏，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精神层面包括书法、绘画、送别、经学等等，如《天育骠图歌》等；制度层面包括升迁、贬谪等等，如《送贾阁老出汝州》等。市俗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物产、商业等，如《病后过王倚赠歌》等；精神层面包括社会风气、民间娱乐等，如《贫交行》等；制度层面包括节序、兵役等，如《一百五日夜对月》等。由此可见，杜诗对长安文化透视的全方位性，同时，通过杜诗与王维诗的比较，也可得出如是结论。现今学界较多认为王维诗对长安文化的主要面皆有呈现，是长安文化的代表，但王维诗歌主要体现长安文化中以皇室为核心的宫廷文化，而没有反映长安下层人民的疾苦，其典雅醇正的诗风颇得皇室的赞赏，再经由上层社会的推波助澜，因此王维青年时代即能在盛世时期的长安诗名早著，而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多维透视中较为侧重士文化与市俗文化的表现，亦因此，杜甫生前寂寞，发出“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感慨。
（二）犀利性
长安文化有其光明的一面，亦有其批判性的一面。唐代诗人在对长安文化的透视中，对其正面的反映亦是不胜枚举，长安作为唐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繁华昌盛的一面对诗人的冲击是直接而深刻的，故唐诗中的长安给人的印象是盛世的、光明的。但任何事情皆有其两面性，杜诗对长安文化多维透视的特征之一即在于对其中社会弊端批判的犀利性，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对统治阶级的有力鞭挞；对下层士子困顿的直接展现；对民生疾苦的深刻反映。在这方面杜诗充分显示了诗歌的批判功能和疗救社会的作用。
杜甫对统治阶级的鞭挞是史无前例的深刻。唐代诗人对统治阶级奢靡生活、政治腐败等的鞭挞，不乏人在，但能在盛世的表象下洞察当时社会弊端之人却寥寥无几。杜诗对此有所展示，而且批判之深刻可谓一针见血，《兵车行》《丽人行》皆是此中名作。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是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杜诗对下层士子困顿的展现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谓是对杜甫长安求仕生活的精当概括。杜诗中表现的贫苦生活、人情冷漠，共同组成了杜甫长安生活的缩影。杜诗中出现的其他困顿诗人较为突出者当为郑虔，郑虔诗、书、画兼善，被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如此才学之人，在杜诗中却是“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醉时歌》）。杜诗对民生疾苦表现之深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共识，在这方面杜甫乐府诗的贡献是巨大的，从白居易的《秦中吟》、元稹的《田家词》，到宋代王安石的《河北民》，再至金代元好问的《麦叹》、清代吴伟业的《直溪吏》，等等，后世形成的叙写民瘼的文学传统在杜诗影响下不断发扬光大。
（三）重在对士文化的展现
虽然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各个层面皆有呈现，但因为自身经历以及思想的不同，使其对长安文化不同层面的呈现各有侧重。以《杜诗详注》为底本，以杜甫从天宝五载进入长安至乾元二年离开华州的长安时期诗歌为依据，对杜甫长安文化诗歌分类数量作一统计，见下表：
上表中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因为这三种文化相互贯通，有时一首诗兼有两种文化反映，但仍然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由表中可见，杜甫长安时期的宫廷文化诗歌34首，士文化诗歌152首，市俗文化诗歌44首。无论是盛唐时期，还是安史之乱时期，杜诗中士文化诗歌第一，市俗文化第二，宫廷文化第三。士文化诗歌占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二居多，以绝对的优势居于首位。
与之相应，皆是表现士文化，杜诗与王维诗亦有很大不同，王维诗中士多进入官的阶层，杜诗中的士多沉沦下僚，甚至接近于民，故二者反映的士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王维诗中的士文化多表现士与社会契合的一面，充满志得意满和荣宠之意，杜诗中的士文化不只有契合的一面，同时更多显示的是士与社会的对抗，充满悲苦之音。其中原因有多种：一是个人经历的差异。王维早年即名扬长安，其所生活的环境是以中上层社会群体为主体的文化圈，而杜甫长安生活十余年，最终贼乱中逃归凤翔换得左拾遗之职，但任职只一年，其一生生活在以中下层社会群体为主体的文化圈，两人生活环境和心境的不同造成诗歌表现内容的巨大差异；二是主体思想不同。虽然唐代诗人自由出入于儒释道三教，但这三种思想对诗人个体的影响程度是各有侧重。杜甫偏重儒家，王维偏重佛家，杜甫致力于尧舜社会的建立和儒家思想价值的维护，故其眼中所见皆是关于君民的忧患，而王维致力于现世的超脱和彼世的幸福，故其诗中充满平淡与和谐。
三、杜诗——长安文化精神的凝聚与升华
唐代继隋以建国，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本属关陇贵族集团，建国起始即采用关中本位政策，关陇贵族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取得绝对的胜利，而且在一定的思想领域取得霸语权。长安不仅是关中的中心，更是一国的重心，以国都之优势，使江左之人携带其闲雅逸致、山东之人携带其经世致用纷至沓来，由此长安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关中的雄豪精神为根基、糅合了山东的济世热情、江左的浪漫情调的精神特质。浪漫、世俗与执著，便是对长安文化精神的概括，具体而言，即是指盛世的浪漫、对现世的肯定、对理想的执著。
诗歌、书法、绘画、宗教等是较为突出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通过对这些方面考察，即可见出浪漫、世俗与执著的长安文化精神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
无论是对宇宙哲理的思索、人生失意的自励，还是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身处长安的诗人在诗歌中展现的都是一种浪漫的豪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奋发勉励、“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豪侠气概，“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宁静自然，皆透露出青春的浪漫气息。即使是边塞苦寒，在诗人眼中依然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观。李白诗歌的出现更是使长安诗歌的浪漫达到巅峰，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与《长相思》等，丰富多姿的想象创造出奇幻飘逸的境界。长安寺庙中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如同李白之诗，笔力迅疾，似金蛇狂舞，又如虎踞龙盘，表现一泻千里之势。长安平康坊的菩萨寺中吴道子壁画，“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6]慷慨的豪情、迅疾的线条、飞动的画面，是飘荡在长安上空的浪漫精神，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
长安文化的世俗精神其本质是对现世的肯定。无论理想追求还是审美倾向，人们关注的都是现实生活，同魏晋时期的企图超越世俗形成强烈对比。唐代的长安儒释道并存，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三者中最强的。自先秦始长安即有的重农意识与礼乐传统亦为长安文化世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处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但长安的道士为官和教义中的忠孝观念则充分说明道教对世俗的靠拢。佛教本是出世，但在长安不仅有僧侣出入庙堂，而且其教义也由追求来世的幸福变为对家口平安、免灾祛病的现实福祗的祈祷。[7]同时，长安更是诞生了与现实世俗结合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其修行方式由寺庙转入家中，其向往之所由西方极乐世界变为现实人间，所以长安佛寺中的雕塑皆由魏晋时期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之态变为健康丰满、关注世间的慈祥和蔼。在书法领域也能反映出这种世俗精神，唐代建国初始，长安流行的书法审美倾向是魏晋时期二王的优雅飘逸，后逐渐演变为端正庄严、齐整大度的颜真卿楷书，颜书吸取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稳实而利民用，更接近实际生活。
长安文化的执著精神主要指对理想九曲百折而不回的追求，这种执著精神主要体现于长安的士阶层。唐代出现的科举制度，使士阶层功名意识普遍增强。长安作为唐代国都，成为士子成就理想之地，无论士族高门还是中小地主阶级，皆群集长安，士文化成为长安文化的主体。长安士子具有的精神风貌也成为长安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即是其突出的特征。不管长安士子的具体追求是庙堂之上的功成名就，还是衣锦还乡的荣耀，其最终目的皆是想凭借“致君尧舜”的途径实现个体人生的价值。他们都是怀着济世豪情在长安参加科举，希望长安能成为他们辉煌人生的起点。不管是考中的春风得意，还是下第的哀愁失意，其中隐藏的都是对理想执著的追求。落第士子黄金散尽，白发添新，尽显长安困顿之状，亦可看出诗人对现实理想的执著追求。即使是潦倒困苦，卑躬屈膝，落第士子仍然坚持旅居长安，甚至有参试二三十年者，亦有死于客舍不得归乡者，甚至隐逸终南或舍身佛寺以求之，但隐藏其中的皆是对理想的不舍与执著。
如果说浪漫、世俗与执著是长安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它体现于长安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对不同思想倾向的诗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能把三者完美融合并达到一定深度的则非杜诗莫属，也正是因此，杜甫才被后世称为“诗圣”，并因其伟大的人格成为世人敬仰的楷模。
首先，杜诗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而著称，但其写实的风格中融合着浪漫的精神。杜诗中不乏极度的夸张和想象，如赞美吴道子壁画，曰“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洛城谒玄元皇帝庙》）；形容友人诗歌，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夜中望月，有“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百五日对月》）的奇思，等等，如此之类，杜诗中比比皆是。杜诗的浪漫还体现于在喷薄的感情抒发中所呈现的自信、不羁与豪放。可以说，李白诗是天上翱翔的苍鹰，杜甫诗乃至地上奔腾的骏马。李白诗的浪漫是虚笔下的无拘无束，杜诗的浪漫是实笔下的豪迈雄健，故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8]这种浪漫精神是一种盛世的精神，即使在杜甫处于潦倒艰难之际，仍然豪迈不减；即使在长安成为叛军血洗之时，杜甫诗中仍是国家将兴的信念。长安文化中的盛世繁荣以及蕴含的时代精神给杜诗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
其次，长安文化的世俗精神对杜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诗中致君尧舜的理想追求与深沉的忧患意识。杜甫一生以“奉儒守官”为本，虽然杜诗中有很多关于道家思想的隐居之言和佛家思想的禅理，但是当杜甫出现逃归凤翔的行为时，所有的释道思想在杜甫心中皆如云烟，儒家的入世是杜甫思想的根基，杜诗中对儒家入世的彰显，不仅奠定了杜甫作为一个为君为民者的伟大形象，而且使杜诗成为一部儒士入世、救世的奋斗史。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处于社会矛盾中的杜甫对国家和人民充满忧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一种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的忧患。这种忧虑不是高高在上的关切，而是以自己亲身感受为基础，以对生命的关爱为根本，从民众的角度所发出的呼声，此种忧患也使杜甫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己所属阶级的属性。
再次，杜诗受长安文化中执著精神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盛唐时期求仕的锲而不舍、安史之乱中冒死逃归凤翔、流落巴蜀湖湘时梦回长安，而杜甫晚年诗对执著精神的表现更加突出，以致构成一种长安情结。杜甫晚年漂泊巴蜀湖湘，对理想追求的执著与长安的远离在杜诗中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随着远离长安的日渐久远，而杜甫思之愈切。诗中充满对长安风物的怀恋、对长安经历的反思、梦回长安，而对致君尧舜的理想追求矢志不渝乃是杜甫晚年诗中长安情结的根本所在。
总之，长安文化的浪漫、世俗与执著的精神在杜诗中得到高度的融合，并升华为一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深沉的入世情怀使杜甫留给后世的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的形象，但因为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与昂扬的执著、豪迈的浪漫精神相融合，所以杜诗忧愁但不气短，悲苦但不颓废，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学杜的韩愈因反对迎佛骨之事被贬出长安，但却有“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百折不回；尊杜的范仲淹三次贬谪，却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决绝；文天祥身陷狱中，却在集杜诗中获得坚定的信念。可以说，受长安文化影响的杜诗沾溉千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 释：
①本文所引杜诗皆出自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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