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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由三个男人组成,一个是眼盲的老头,一个是未成年孩子,另一个还是未成年孩子。
那是我在镇中学的时候,我班上的一个学生,他叫谢海洋。他就是那个家里的一个未成年孩子。
那年他11岁,坐在后面靠门边的角落。80多个孩子挤在狭窄的教室里,要想每个孩子都能受到老师的关注,那是一种奢侈的想法。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他,是在开学两个月之后。在这个海拔1200多米高的地方,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入11月份,雪花就降临到这个镇上了。那天我裹挟着寒风,拿着书向教室走去,要到门口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不由停住脚步,望向身后。他出现在了我的眼前,眼里装满焦急、羞怯、害怕,从右肩挎向左腰的小帆布书包敞着口,里面零乱地装了几本书。他穿着两件单衣,外面一件腋下开了条缝,又脏又旧,前襟上还沾满泥巴,裤脚上也有一层泥浆。一双普通的破了洞的胶鞋里露出湿湿的、红红的脚背。当我们都穿了羽绒服或是保暖衫走进教室,还要时不时地跺几下脚,搓几下手,以示对寒冷的抗议时,现在,就在我的眼前,一个11岁的小男孩儿,只穿着两件单衣。我不知道是要批评他迟到了还是赶忙叫他进教室。
他冲着还未进教室的我喊了声:“报告!”声音清脆而稚嫩,含了些颤音,还喘着气。我让他进了教室,心里隐隐有着些沉重的感觉。我知道他叫谢海洋,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大冬天还穿着单衣服。
在同学们阅读课文的时候,我走到谢海洋身旁,见他正用那双红肿的手在书上写着,并未看出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哪怕是因为寒冷而搓手跺脚的动作。他也在读,声音里带着些梦幻,并没有苦闷与怨怼。
下课了,我特地留下他,向他了解些情况。
“谢海洋,你是哪个村的?”
“清水村四组。”
我去过四组那地方,到学校至少要走两个小时。
“你们家都有哪些人呢?”
“我、哥哥、爸爸。”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谢松金。”
“今天你怎么这么晚了才到学校呢?课都上了一节了。”
“今天该我放羊,喂猪。做完了才能来。”
我回想起自己那些年,要做完家里事务才能到学校的日子,想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心里不禁一阵感叹。
他的话里并没有提到妈妈,我不知道原因,也没有再问,我的脑海里却冒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三个男人一个家。
见到谢海洋的父亲,是在校门口。跟他同村的彭师傅看见了我,便大声喊我:“你知道谢海洋在哪班不?”“在我班。”我说。“他父亲来看他了。”彭师傅赶忙跟我说。我看到一个苍老的中年男人,一头蓬乱的头发枯黄如经冬日霜雪的衰草,黄瓜皮脸无法找到圆润的痕迹,一双眼睛的二分之一与这世界失去联系,剩下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二被眼皮盖住,留下三分之一将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苦难幸福看了个大概。他的声音很清晰地传入我耳朵里:“我眼睛看不清楚,希望赵老师不要见怪。我是想跟你说,谢海洋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管教他……”我大脑里出现了那小男孩儿的样子。“我家里的情况很特殊,希望赵老师能体谅他,农忙时节要在家帮忙干活……”我突然感到心里很堵,孩子那么小就要承担起一个家了。
“我的眼是为修清水那个水库被炮炸瞎的,他妈妈就丢下他们兄弟俩跑了,那时谢海洋才一岁……我要送他们兄弟俩读书,我就是四处求人也要让他们进学校。赵老师,这次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帮我在校长那里说说,看是不是能帮我减少点儿他们兄弟俩的学费?”
我带着他去校长办公室,校长正在。我便简单说了下情况,校长听后考虑半晌,便对他说他这种情况很特殊,学校会特殊处理的,叫他等消息。
后来,学校清查学籍时,谢海洋因当时未缴费而没学籍,我便又去校长那儿问,校长还是爽快地给谢海洋签条免了他们哥俩儿的所有费用。
我了解了谢松金家的情况后,帮他写了一个申请报告,让他拿着去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当谢松金拿着那份申请时,我看出他内心里对我的感激。但我不能心安承受,因为那只是一张纸,至于能带给他家什么,我也不能确定。
倒是后来谢海洋给我带了他们家自制的腌菜,希望我能够接受。我明白其中的感情,那里面腌着的是三个男人生活的全部。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那个中学,在新学校,我常把“三个男人一个家”的事讲给学生们听,我想让这群幸福的学生知道在他们的身边,仍然还有很多不幸的人正生活在困境里。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途中休息时,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赵老师,侧过头便看到谢松金和他另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了,他则显得更加衰老了。他说谢海洋初中毕业后去学开车了,如今在县城的工业园区开铲车。我听了真为他们家感到高兴,他们终于有了改善生活的机会。他问我的近况,后来说到我给他写的那份申请报告,给他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再三说不知何时才能报答我的恩情。
回家的路上,我也想起我童年的家,家虽有残缺,但不失温情和爱,我想,能给孩子温情和爱的家才是幸福的吧。(摘自《散文选刊・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