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隐私保护与个人信息开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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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服务者最大的顾虑是，一想到个性化服务需要用到消费者个人信息，就担心将采法律找到头上来，迈不开个性化服务的步。这个心病，已大到妨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差异化、个性化服务)转型升级的程度。
我曾在《有限隐私论》中，主张开发个人信息。隐私这个词，带有贬义色彩。只宜与保护相联系，不适合同开发相联系。改称个人信息就比较中性，既可以说个人信息开发，也可以说个人信息保护。对个人信息，保护和开发，都是合理的；成问题的主要是过度开发和过度保护。处理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确立一个度，把这个度以及对这个度的把握，转化为游戏规则。现在无论商家还是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不合时适的观念，需要通过讨论问题，逐步形成共识。
什么个人信息可以开发
我们可以把个人信息分为白色、灰色和黑色三种情况，区别对待。黑色个人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隐私(涉及人格尊严的)，是不可利用，不可公开的；一类是相对隐私，可利用，但不可公开；灰色个人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可利用，但不宜公开；白色个人信息，则是可利用，也可以公开的。除了绝对隐私外，其它个人信息都是可以开发的，但不是随意开发，在开发中也有保护问题。例如，要有一个上升为法律的原则，就是将个人信息的开发权交给本人，由他同意允许开发还是不允许开发。这里的开发是指商业利用，以区别于涉及公众和媒体知情权的情况。
在实践中，已经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例如robots协议，实际就体现了这样一个底线。有人认为它不是法，不必遵守，忽略了背后是有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理基础的。早在1999年，美国《电子隐私权法》就规定“将决定权交给消费者，让其切实有效地授权或者拒绝他人采集和使用其个人信息”。我国也需要加强个人信息开发与保护的立法，以应对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情况。
开发和保护的利益中轴
昨天晚上我专程从山里赶回北京见到巴拉巴西院士，在交谈中高度评价他提出的scale-free networks。然而在讨论《爆发》的现场，就曾有女士担心，认为如果按巴拉巴西的理论，大数据可以预测人的97％的行为，那人的隐私怎么办。前几天在深圳，同企业家探讨手机号码与个人信息对应背后的商机，老板却十分担心：这行吗，不犯法吗?凡此种种，说明问题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
当法律和游戏规则缺失时，个人信息保护经常出问题自不待言，令我更加担心的，是商家不敢合理开发，个人拒绝合理开发，贻误了企业和产业乃至个性化经济繁荣发展的良机。现在大数据浪潮又迎面而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大法工委不能再延误个人信息相关立法进程，工信部、互联网协会也应抓紧制订法律法规。
有人可能担心，互联网上的现象太新，立法把握不好反而会误事。游戏规则(无论是法还是规)的制订，关键是找出把握度的那根中线。找出来了，就有信心；找不出来，当然就没有信心。对这个中线，我谈点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多年观察行业形成的。
首先是确定“将决定权交给消费者”这个大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问题可简化为建立一个利益中轴，两侧得失相等，围绕市场均衡，由消费者自己权衡保护与开发的利弊。这个中轴，就是凯文·凯利在腾讯会所，当着马化腾、我和许多人的面提出的法理：个性化与透明度呈正比。即，越透明化，越个性化；越不透明化，越不个性化。我研究互联网个性化问题多年，认为这个概括非常准确、实用。
按这样一个利益中轴，消费者固然可以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但别人不了解他，也无法为他定制贴心服务，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产品、服务都跟自己体验隔着一层。本来可以社会化的个性化服务，成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福利水平大降。相反，消费者把什么都敞开了，个性化服务固然容易达到社会化水平，但自己不免有赤条条让人观看的感觉，也可能不爽。消费者自己权衡的结果，可能会在社会水平上形成一个均衡值。从社会来说，趋势将是收入越高(人均5000美元以上)，个性化需求越旺，整体的透明化水平越高。
如果将决定权交给生产者，担心的是找不出这样的均衡点。赶上一个愣的，就会说：你赶紧吧，我可以提供比你想象的更好的服务。这种更好的服务，可以正因为服务水平高，而构成侵犯，因为消费者有可能并不愿意。而将决定权交给消费者，只要抓一件事，就是保护消费者在个人信息这个房间外，有挂与不挂“请勿打扰”牌子的权利。有硬约束力地制止服务者硬往里边闯。让服务者形成进去服务要敲门的起码规矩。
消费者怎样从心理上适应透明化?
透明化相当于把衣服脱了，只剩比基尼，让人家看。许多消费者对此感觉都不好。我经常给人打这样的比喻：第一，如果满大厅别人都西装革履，只你一个穿比基尼，你当然感觉不好。但将来信息社会，相当于人人都在海滩上，只你一个人西装革履，你也一样会不自在。这说明人们对透明化的承受力，会随着商业透明化水平提高，而水涨船高；第二，你在医生面前脱衣服，为什么不感觉有问题呢?因为这是一对一服务。将来的个性化服务，都将是一对一的服务，你不可拿多对一或一对多的服务进行类比。何况，将来一对一营销，你在“大夫”(服务者)面前，就是一个虚拟的符号(一个手机号、一堆限于如鞋、食品等具体产品相关的个人语用数据)。就相当于一对一问诊时，大夫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看，只看你的一个局部器官，而不是为了在胳膊上打一针非让你全身。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如果把个人信息的处理权交给消费者，这相当于病人脱不脱衣完全由病人自己决定。他可以选择宁愿病死，也不让大夫看。将来这一点，应发展到技术性限制，例如限制推(push)技术，而鼓励拉(pull)技术，而且用chick in把门。消费者就可以放心了。
服务者要打消顾虑
现在服务者最大的顾虑是，一想到个性化服务需要用到消费者个人信息，就担心将来法律找到头上来，迈不开个性化服务的步。这个心病，已大到妨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差异化、个性化服务)转型升级的程度。
服务者不需要自寻烦恼，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将来的个性化服务，在涉及个人信息开发时，有几个特点跟眼下可能很不相同：一是原始信息和加工数据分离，增值服务者看不到消费者的原始信息。现在服务者天真地以为，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跟直接偷看消费者的情书差不多。实际上，这种情况将来根本不会出现。现在一些商家确实可以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原始信息，这是信息初级阶段才有的。在大数据产业分工高度发达情况下，消费者原始信息和元数据，应由专门行业、专门机制(比如由公益机制甚至公共机制)管理；商业性地利用的，只能是加工过的信息。就好比电视上的当事人脸上打了马赛克，不会直接看到原始的面目。二是商家接触的应是数据化处理过的信息，而不是图片、文字本身。就象法国结构主义解读小说一样，把小说中的词按名词、动词或语法结构排列成统计矩阵，而把情节过滤掉，要的不是内容，而是作者与众不同的用词习惯。这就把绝对隐私过滤掉了。三是机器阅读读到的只是0和1构成的数码，现有隐私保护技术，甚至可以把词义当作黑箱封闭起来，利用关系算法，计算这一黑箱与另一黑箱之间的距离、频度。这也有助于对隐私的保护。
总之，服务者不必因为一些不存在的问题而担心。这种担心只会使自己贻误商机。真正需要重视的，只是遵守游戏规则，不要突破游戏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