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汉人颂德类散曲的创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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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代文人热衷散曲创作，作品题材丰富多彩，不少汉族文人创作散曲，为元朝歌功颂德。这些散曲的大量出现与当时文人的心态有着密切联系，身份、志趣等多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创作动机，身处太平盛世的喜悦和博取功名利禄的需要促使他们歌唱新时代的美好，时代潮流的推动又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同的文体。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帝国。从战乱中解脱出来的文人墨客怀揣着各自的心愿和梦想，为新朝写下一首又一首热情洋溢的赞歌。他们或对太平时世的景象进行细致的描绘，间接反映对元朝统治的颂扬；或对统治者本身加以歌颂和祝福，字里行间透出对朝廷的忠心耿耿。今天我们看到的颂德类散曲，虽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内心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散曲的作者中，汉族文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中不乏名家。在隋树森编写的《全元散曲》中，先后有27位文人创作了颂德类散曲，超过了收录作家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汉族作家24位，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名家皆有多首颂德散曲流传。以往的研究并未对这一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尚未有相关专著论及这一问题。在民族歧视政策大行其道的元代，汉族文人能够如此热忱地表达对当朝的赞美，确是有些令人惊异的。因而其背后的动机也就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是怎样的创作动机，促使汉族文人放下民族矛盾，投入到对元朝歌功颂德的队伍里，时隔数百年后我们已无法从创作者那里得知他们的真实想法，只能从现有资料中由浅入深逐步探索问题的答案。
一、太平时世的欢歌
自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五代十国的混乱、辽宋夏金的对峙，导致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元朝的统一终于使战火纷飞的时代宣告结束，忽必烈重视经济、奖赏功臣、赈济灾民、推行汉法等一系列政策促成了元初繁荣局面的到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他当时游历中国的所见所闻，从中不难看出元初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不仅像大都这样的大城贸易往来频繁，其他小城亦是衣食无忧。
身处太平时世的喜悦冲淡了人们对异族政权的不满，许多文人开始创作散曲来表达内心的愉悦。著名戏曲家关汉卿曾作[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赞叹杭州的物阜民丰："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2]身处在元朝开国之初，面对着天下闻名的锦绣之乡，饱览了秀水奇山，关汉卿不禁感叹杭州"堪游戏"、"忒富贵"，为当时安定、富足的景象所陶醉。张可久的[双调・折桂令]《钱塘即事》同样对江南的富庶繁华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描绘："倚苍云拱北城高，地胜东吴，树老南朝。翠袖联歌，金鞭争道，画舫平桥。楼上楼直浸九霄，人拥人长似元宵。灯火笙箫，春月游湖，秋日观潮。"[2]作者从观赏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灯火辉煌、歌舞翩跹的江南盛景图。
不只是杭州这样的大城令人感慨万千，连普通的乡野景色也引发了散曲家们的创作热情。张养浩在[中吕・十二月兼尧民歌]《寒食道中》写道："人家浑似武陵源，烟霭蒙蒙淡春天。游人马上袅金鞭，野老田间话丰年。"[2]野外不再是尸骨遍野的荒凉之地，而是"四围锦绣"、"车马喧天"的热闹场所，游人从容玩赏，野老闲话丰年。这些散曲无不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内心的满足和畅快，在新朝的统治下一切都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万物生机勃勃，人们的心态轻松闲适，似乎再也不必为生活而发愁。
从都市到乡野，从富人到农民，都在为新朝的统治感到欢欣鼓舞。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巩固，采取多方面措施拉拢人心，为百姓营造了一个相对太平的生存环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颂德类散曲的轻松愉快。尽管民族歧视政策与科举制度的取消将汉族文人打入了社会最底层，却并不能抹杀太平时世为他们带来的满足感。国家从分裂到统一，从战乱到繁荣，面对百姓的安居乐业，作者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用作品抒发内心的感叹。他们对元朝统治抱有美好的憧憬，满心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到来，甚至相信自己已身在盛世，也就自然对当朝统治赞不绝口。
二、博取功名的礼赞
文人创作优秀的作品以引起统治者关注的传统古已有之，从汉代司马相如作《子虚赋》被武帝赏识，到唐代诗人向权贵献诗和小说博取功名，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被元代文人加以发挥，创作出带有明显歌功颂德倾向的散曲。元初对科举制度的取消，使汉族文人入朝为官的道路被阻断，他们不得不创作更多的作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取统治者的青睐。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数马致远，他在[中吕・粉蝶儿]中唱道：
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
[醉春风]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贤贤文武宰尧天，喜，喜！五谷丰登，万民乐业，四方宁治。
[啄木儿煞]善教他，归厚德，太平时龙虎风云会。圣明皇帝，大元洪福与天齐！[2]
通篇吉祥赞颂的词语，将元初描绘成一团和气的太平盛世。作者赞颂统治者平定天下的功绩，祝祷元朝洪福齐天。笃信儒家教导的马致远，像传统的文人一样渴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自认有"佐国心，拿云手"（《四块玉・叹世》），面对科举制度被废的现实，创作散曲博取统治者赏识成了他求取功名的最后一线希望，"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黄钟女冠子・黄钟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埋在作家的内心深处，唯有歌颂君王获得关注与认可，才能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
同样歌颂帝王文治武功的还有吴弘道，他的赞颂更加直白，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对新王朝的一片忠心：
[紫花儿序]托赖着一人有庆，五谷丰登，四海无敌。寒来暑往，兔走乌飞。节令相催，答贺新正圣节日。愿我皇又添一岁，丰稔年华，太平时世。
[小桃红]官清法正古今稀，百姓安无差役。户口增添盗贼息，路不拾遗，托赖着万万岁当今帝。狼烟不起，干戈永退，齐贺凯歌回。
[庆元贞]先收了大理，后取了高丽。都收了偏邦小国，一统了江山社稷。
…………
[尾]愿吾皇永坐在皇宫内，愿吾皇永掌着江山社稷。愿吾皇永穿着飞凤赭黄袍，愿吾皇永坐着万万载盘龙亢金椅。[2]
吴弘道将国富民强的功绩全部归于元朝皇帝一人，赞扬他能征善战、一统江山，在结尾处向皇帝献上忠诚的祝愿，表达了自己对明君的顶礼膜拜。作者渴望通过"事君以忠"的态度换取帝王的"使臣以礼"，所使用的词句充满了恭维色彩，字字句句皆是围绕当今皇帝。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凭借才华求取仕途通畅几乎是所有文人的共同追求。他们对君主的赞颂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入仕的追求却是他们摆脱不了的执念。
儒家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后世文人的影响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失，反而在一代又一代的承传中得到巩固和加深。事实上，"它已化入为汉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3]。对于这些散曲家而言，深层的文化心理驱使他们向君王表示服从和忠诚，同时希望以此来获取"兼济天下"的机会，在新的环境下大展宏图，实现他们"学而优则仕"的远大抱负。他们的创作行为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又包含了对儒家理念无意识的践行。
三、顺应潮流的选择
从更深层面上看，散曲作为俗文学的一种，介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元代文人选择创作散曲而非诗词古文，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的妥协。文人们开始放弃以诗言志的传统，不再大量创作已经略显"过时"的诗词文章，转而对时下流行的文体--散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崇尚游牧文化的蒙古部族入主中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崇尚雅正的传统精英文化受到冲击，促进精英文化发展的科举制度一度遭到废除，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适应新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文人们不得不向受众更广、需求更大的通俗文化妥协。散曲既向上吸取了精英文化的理念，又向下迎合了通俗文化的需要，将二者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与沟通，使它在元代的兴盛成为一种必然。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原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与游牧部落文化相互融合，促使词向北曲演变。正如赵义山在《元散曲通论》中总结的那样，"北曲是词的变体，其变化的主因是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日渐风靡，其变化的背景是词的脱离音乐与其体式的单调"[4]。促使更为通俗易懂的戏曲一举取代了相对文雅的诗词。对于汉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蒙古族而言，满篇"之乎者也"的诗词文章已无法适应他们的审美需求；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人口数量却不断增长的下层民众而言，语言过于书面化的文体令人难以领会接受。散曲之所以成为文人的新宠，与它自身的文体特征是分不开的。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中这样评价元曲：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摩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5]
在多民族融合的元代，无论是性情豪放的蒙古贵族，还是热爱通俗的普通民众，面对雅俗共赏的散曲和曲高和寡的诗词，无疑会偏爱前者。散曲在选材上不避俗题，在语言上不避俗语，这使它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受众群体，获得上层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喜爱。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汉族文人选择散曲而非诗词，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媚俗，这种文体上可以取悦达官贵人，下可以迎合平民百姓，无论是想要加官进爵，还是需要养家糊口，都是最佳选择。他们唯有顺应世俗的审美品味，按照"衣食父母"的喜好进行创作，才能获得贵族与民众的喜爱，从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境况。
元代汉族文人创作颂德类散曲的动机并不完全一致，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人身份、志趣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动机上的细微差别，使得他们的作品关注点有所不同，或指向朝廷，或指向民间。然而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散曲的大行其道，文人们开始顺应时代潮流而动，一致选择散曲作为歌功颂德的理想文体。总体来看，元初赞颂型散曲的大量出现，是时代变化与文化交融的共同产物。
参考文献：
[1]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4：379.
[2] 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1，938，331，419，273和736.
[3]李泽厚.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74.
[4]赵义山.元散曲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98.
作者简介：张慧嫘（1989.3-），女，河北保定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