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下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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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0月，干部下放的浪潮涌进了我工作的乐平县文化馆。我27岁才结婚，28岁怀了孩子，预产期是1968年11月下旬。加之我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所以，我天天心惊胆战，怕在这个时候被下放。也许是因为我爱人的家庭出身好，单位上宣布的前几批下放人员名单中没有我，领导还把那几个下放干部的部分工作转交给我。我以为自己不会被下放了，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谁知，10月下旬公布最后一批下放人员名单时，我仍然名列其中。我马上就要生小孩了，爱人又在北京工作。我一个人被下放到农村去，以后的日子叫我怎么过呀？那时的我只知道哭、只知道急，这一急一哭，不到10天，怀着的孩子就早产了。整个产假期间，我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吃不下又睡不着，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我又为此增添了许多惆怅。

在担心和害怕中，我曾多次想去找县革委认识的老领导。请求他们能给予照顾。但我又考虑到，老领导被解放不久。最好还是不要去给他们增添麻烦。我既是国家干部，就应该服从命令听指挥。于是，产假一过，我还是抱着两个月的女儿，背着行李，搭乘汽车到了下放地——涌山公社。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对下放干部很关心，他们派了一位社员推着土车来接我。他让我抱着孩子坐一边，行李放另一边。推着我们走了近20里的山路，终于到了目的地——车溪大队新农村。

那个年代，全国的专业和业余剧团都兴演“样板戏”。我是搞过文艺的，所以下放后的第一件事，领导要我先帮助新农村和库前村两个农民业余剧团排演《红灯记》，以便在1969年春节期间演出。在这段时间里，我都被安排在社员家里吃派饭。排练时，我把女儿放在借来的箩筐里，由不出场的群众演员帮着照顾。孩子哭了给摇一摇，饿了给她喂点调好的奶粉。奶粉是孩子他爸从北京邮寄来的，因为我们本地根本买不到奶粉。晚上我们住在一位社员的家里。没有电灯，又买不到煤油，房东就拿了盏灯芯浸菜油的灯给我，方便我晚上给孩子喂奶、换尿布时用。刚下农村就受到乡亲们这么多的照顾，这使我万分感谢。

戏排好后，我就正式住进了生产队给我安排的“家”。那是靠山的一幢六室两厅的农家房，房东朱会计夫妻俩带个孩子住左边，我带孩子住在右边。房子又大又空，楼上经常“砰砰”响。有时还会滴水下来，据说是一只野猫在撒尿；厕所在厨房里面，堆满了茅柴，还出现过一条蛇，我每次上厕所都毛骨悚然，害怕极了。晚上，山上的各种鸟叫声常把我惊醒。我更担心的是孩子晚上生病，因为从这里到大队医务室有几里路远，还要过一座狭长的木板桥，所以我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幸运的是，房东对我非常好。他每天都送菜给我吃，还。经常问长问短，给我帮助。并安慰我。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社员一起栽过禾、晒过谷子、摘过棉花，帮助剧团排过戏，到夜校上过课、读过报、教唱过革命歌曲，还办过《双抢快报》，写过墙头标语，搞过展览，布置过公社开大会的会场，并在大队小学代过课，一直都是挺忙的。

197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背个大包，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步行10多里到公社参加“五七干部会”。走到涌山马路上时，见前面来了一伙人，中间的那位是乐平县委胡东太书记。胡书记我过去就认识，但我现在这疲惫不堪的狼狈相，怎么好与他相见？正当我想从路边躲过去时，胡书记却已看到了我。他叫住我说：“小周，你怎么在这里？”“我——我下放了。”我低着头回答。“你下放了？你那条断过的腿怎么样？”这一问，我的泪水顿时涌满眼眶。一位县委领导干部，居然还记得我这个文化馆的普通干部5年前下乡时摔断腿的事。当听到我回答说“经常会有些隐隐酸疼”时，他叮嘱我说：“小周，你不要下水田啊！”这胜似亲人的关怀和叮嘱，使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时隔40多年了，当年胡书记的这些话语。我至今一字字一句句都还记在心里。

几天后，公社下放干部负责人找到我说：“小周，下学期你到涌山五七中学去当老师。”“当老师？”他见我有点不太相信，又接着说：“这是胡书记交代的。”我明白了，这是胡书记为照顾我这个曾经摔断腿的人不宜下水田劳作而特别安排的。就这样，我离开住了一年多的车溪大队新农村。来到涌山中学当教师，从此有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后我一直在教师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回首这段往事，我深深感谢那些曾经无私地帮助、关心过我的老领导和农民朋友，我衷心地祝福你们：“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