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关键在于提高农业从业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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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岩石

本刊特约评论员,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人们议论“收入倍增计划”,却引出了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论:国民收入倍增=工资倍增=公务员加薪。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该计划提前三年实现,使日本经济晋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1961-197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应该是1998-2007年,而且是超额完成了“收入倍增计划”,将使中国经济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池田内阁的计划中,“国民收入”就是GDP的增长,并不是收入分配。但是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不仅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兼顾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最重要的两条,是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资收入和“农业者”收入的稳定增长,从未提过政府公务员收入的增长。

有观点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1.5%,收入差距也有扩大,但相对均衡。比如,日本的家庭支出结构中,食品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1960年是41.6%,1965年降到38.1%,1970年再降到34.1%,1988年继续下降到28.8%。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变化,也未显示两极分化的程度急剧扩大。

“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是从不同角度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的两个指标,“基尼系数”侧重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对标准,“恩格尔系数”侧重居民家庭收支的总体标准,都是用样本数据的人均水平来衡量的。在中国,总量标准看起来都比较健康,一到人均标准,不和谐的一面就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农民。

在日本,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反向的,从而保障了“农业者”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农村的机械化和产业化。日本当年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收入,特别重视“谷贱伤农”问题,国家直接干预农产品销售价格和农业发展的工业必需品价格。在1961-1970年间,日本的米价长期居高不下,高于美国进口大米的两三倍,农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90%以上,而农业用的工业必需品价格仅上涨了30%左右。

在国民经济“收入倍增”的同时要关注社会平等,要特别保护工人和农业从业者。直到今天,在日本的免税店和旅游地看到的日本特色商品中,多数还是农产品如米果、点心和农村手工艺品。相比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正是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十年,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18亿亩耕地的“高压线”雷打不动,但是在“谷贱伤农”的市场环境之下,耕地荒芜和低水平耕作难以避免,不仅难以保障农业从业者的收入,也无法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换代。

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收入再倍增”,关键在于通过政策干预,提高农业从业者收入,遏制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城市化的升级与农村的机械化应该保持同步,这样才能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差距的相对合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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