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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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1月14日，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八十寿辰。茅于轼先生在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其实，他的威望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学界，他在社会中亦享有极高的影响力。中国的许多学者、专家在研究上往往喜欢超然物外，很少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因而，他们的影响范围大都只局限于各自的研究领域。茅于轼却是个例外，这或许是先生所研究的理论本身就离不开社会的缘由。他的经济学著作《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只从名字上，就能让人感受到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其实，人类总结或研究的各种理论，从本质上讲，大多都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让人类进步得更快。

茅于轼先生不单单只关心经济学，同时他也把他的经济学思想，身体力行地实践于民生、民主之中。他的研究、他的主张，是和他的人生经历绝难分开的。1949年以后，被革命热情鼓舞着的中国人，用超常的激情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怎么建设好，什么样的办法才是最优的，大家都在发问。领导者让人们相信，人定胜天。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使众多人相信，我们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赶英超美。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领导者，都相信只要我们大干苦干，无私忘我，就“敢教日月换新天”。什么经济规律，什么自然法则，都不值得一提。

茅于轼的青春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度过的。现实和中国人的热情开了个玩笑，我们不仅没有赶上英，超过美，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以致我们只能用政治替代经济，用阶级斗争改变人性的需求。茅于轼先生经过了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他必然会对其所经过的东西进行思考，对走过的时代进行反思。这让他不仅成了经济学家，良知也让他成为一个用科学的态度关心社会、关注民生的实践家。他的经济学思考，他的关心民生、民主的精神，他的良知，是我们当今社会最难能可贵的，最为需要的。

之所以说难能可贵，是因为在我们身边，就有一些学者、专家利用自己的学识地位，成了这个或那个的代言人，扔掉良知换取金钱。茅于轼没有那样做。他用他的良知，身体力行地帮助穷人，也用他的良知为富人说话。我相信，茅于轼心目中的富人，绝不是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也不是那些利用权力成为富人的人。他是在为那些在市场中打拼，给社会创造了财富的富人说话。他相信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就是在保护市场经济，因为他对那个消灭了富人的时代太难忘记了。虽然，茅于轼为富人说话，招惹了许多非议，但我相信他是无怨无悔的。

社会良知，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一个缺失了社会良知的市场经济社会，将会怎样？三聚氰胺事件只是一个缩影。“毒奶粉”吃死了孩子，这样的企业家是没有社会良知的。而在整个三聚氰胺事件中，人们也难看到部分监督和检查者的社会良知。都说我们的社会缺乏创新能力，然而，恰恰在我们的社会里，“创新者”异想天开到把三聚氰胺加到孩子的口粮中，填进消费者的胃里。发明者的社会良知又在哪里？三聚氰胺事件又一次在拷问我们的社会良知。市场经济让中国人吃上了饭，吃饱了饭，但社会良知的缺失，却让我们衣食足而心难安，满脑子想的是肚子里都有哪些有毒害的化学物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人的共识。心不安则和谐难求，这是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匹夫有责。有良知的学者更该铁肩担道义，所谓责无旁贷。

茅于轼的身上有许多光环，诸如泰斗、大师之类，但这些虚名并没有让这位八十老人虚火上升。他依旧像孩子一样执著地追求，追求他的市场，追求他的民生，追求他的民主，追求他的择优分配，追求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