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部长回答国内外经济研究人士提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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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
刚才我们听到其中一个让人惊讶的说法，那就是中国现在会采用一个更加灵活的、相当于自由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在未来的五年当中，会更加一体化地融入到全球资本市场当中。那这样一个论调是不是代表了中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一个主要变化呢？
陈德铭：
大家都对汇率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从个人的角度做一个简单的回答。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了；在国际金融危机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把汇率的波动暂时停下来，跟美元做了一个挂钩；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浮动。那么我们的改革目标是不变的，就是按照市场形成的汇率机制，加上主动、渐进、可控的方式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我们考虑人民币的汇率有几个前提：第一，就是我们货币是对一篮子的，不盯着一种货币，是几种货币的综合组合。第二，我们要兼顾着我们在G20讨论的如何使世界的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地增长，这里面有一个参考性的指标体系，在这些指标里，将来可能会讨论到贸易向下的盈余和赤字问题。我们很愿意在这些方面进行讨论，从而来看看我们的汇率是否符合市场的形成机制，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平衡。所以我作为商务部部长，经常会从贸易的平衡、贸易盈余和赤字的角度来谈一下汇率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收支的平衡包含着两类，一类是贸易项下的盈余或者是赤字，一类是资本项目。中国作为一个进出口份量都比较大的国家，2010年出口已经到了世界的第一位，进口也到了世界的第二。中国2010年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大概是3.1%，在这G20的20个国家里面，我们排在第九位。我觉得这么一个占比对一个新兴国家来讲是比较合适的。2011年我们会进一步的扩大进口，尽管1～2月出现逆差，但是我们还会坚持扩大进口。我们今年贸易的盈余或者顺差占我们GDP的比例可能还会小于这个数字，说明中国是非常负责任的，在坚持着促进贸易的平衡，在推动着G20有关的谈判。
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就是我们现在贸易顺差1 800多亿美元，99%都是对着一个大国的。我们对东盟、对日本、韩国、对整个的非洲和南美洲都已经是逆差了。所以我们希望和这个大国坐下来讨论如何改善我们的贸易结构。因为双边的贸易顺差并不能反映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我说的是我们99%的顺差是对着一个大国，我们希望这个大国能够放开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我曾经数次提出我们需要购买的东西，但却被该国议会的一些法案所挡住了。所以我们不能想象，一方面有很多制裁中国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做到和中国贸易平衡。我们希望该国在这方面有更多灵活性的表现，使我们的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这样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我想也就可以比较透明、公正地进行下去了。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
陈部长刚才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未来5年要进出口并重，有段时间在国内也谈了很多，就是如何改变贸易盈余的问题。其中一点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中国如何进口消费品。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在国内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价格上已经超过国际市场很多了，尤其是相当多的消费品和奢侈品。很多中国旅游者到国外去大包小包的买回来，或者是通过邮购的办法。或许大家都知道消费品的进口，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中国要推动国内消费的阶段，这其实也培养国人的名牌消费和培植国内名牌消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想听听陈部长的评论。比如说税收的调节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有什么改革？
陈德铭：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首先说一下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我们拿中美两个国家简单地比，在不同的社会保障条件下来比他们的储蓄率，是不公正的、不正确和不全面的。因为中国消费者的储蓄是建立在现在这样一种医疗、养老和其他的各种保险以及孩子受教育支付能力之上的，所以中国人的储蓄很大一块是为着孩子读书，为着自己的购房，为着自己将来老了以后的一些健康保障等等。所以，这样简单的比中国储蓄率高还是低是不完整的。
而亚洲的文化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日本、韩国的储蓄率都比西方的美、欧国家要高得多，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异的体现。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非常赞成刚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的，我们应该用好这种储蓄，如何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为能源、为低碳、为绿色环保等等去做贡献。
您谈到的这个问题是说中国如何扩大进口的问题。中国扩大进口是依据自由贸易的规则来进行的，首先是中国需要什么，不是为了平衡而平衡，也就是说应该在一个便利化、自由化的情况下。中国想买什么，应该在世界上能够买到。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扩大设备、技术和一部分重要的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大量的企业处在一个转变结构、调整方式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高速的电子计算机，我们需要一些精密度更高的数控机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从有的国家能买到，有的国家则是禁止向中国出口的，这就使贸易平衡问题很难讨论。这首先是我们考虑的。
您刚刚的问题重点是讲到消费品的进口。当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也需要更多地进口一些消费品。现在中国对中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占到世界各国进口的第二位了，有可能再过几年我们会超过日本成为第一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日本人口不到我们的1/10。如果我们消费品进口量大一点，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均GDP处在100位左右的国家。为什么中国进口高档消费品最近一段时期在大中城市呈现非常旺的趋势呢？我们考虑有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高档消费品品牌还不能满足需要，也就是不能满意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第二，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确实提高，一些新的消费群体在我们的商业统计中，特别是80后、90后的群体，他们更崇尚于名牌的消费，而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说现在这些中国消费品的价格都比国外贵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大量中国的消费品，尤其在食品类的、鲜活农产品类的，我们都比国际低得多；主要是一些名牌，特别是欧洲的名牌方面的奢侈品，还有一些日本名牌，我们确实比他们的价格高得多。这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关税，有些国家是没有关税的，比如说我们香港地区，它是零关税，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就觉得，怎么香港的东西比大陆便宜呢？另外一个是中国的高档消费品销售体制，分销体制刚刚建立，它的层次多，费用大，所以高档消费品到中国来的整体交易费用还是相当高的。
第三，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产品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为了促进消费进行了折扣和降价的处理，我们因为市场一直平稳，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方面，在消费品的进口和价格让它回归更正确的水平方面，我们想后面要做几个工作：首先，要培育市场竞争的主体，包括培育在中国的高档、优秀的消费品品牌。我可以讲很多西方的高档消费品，其实他们的面料、原料、加工制作可能都已经在中国了；但是我们目前整体水平还处在一个加工的阶段，我们还需要使我们的制造能力往设计和研发延伸，往直接的营销延伸。很多欧洲、美国品牌的面料都是从中国出口的，甚至某一部分的加工还在中国做。为什么我们已经是出口的第一大国，却没有很著名的品牌呢？世界上出口最有名的前100个品种里面，中国目前还是零。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快培育自己的品牌。
第二，我们应该完善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我们正在制定“十二五”期间的商贸物流规划，使第三方物流和大型连锁配送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降低所有的商品在中国的交易成本。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商业的网络、没有把物流成本的降低纳入必要的的规划、投资。很多国家，甚至于一些国家把农产品的流通都作为一些工业性的投资来做，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认识和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
第三，转变和创新零售模式。特别是大型百货企业和零售企业，应提高和外贸转内销的产品。很多产品既然是中国生产的国际名牌，在中国代加工的，为什么还要到国际上进行一次大旅行、大循环，既增加了碳的排放，又增加了物流费用呢？所以我们需要对那些外销产品转内销提供一个直接的、便利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男同志穿的一种西装杰尼亚，有的是在东莞生产的，用飞机运到欧洲，中国需要几件再运过来，显然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第四，我们要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进一步加强对行业的管理指导。还有就是在中国特别要注意的商业诚信的问题。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假、售假的行为，我们集中行动进行了半年左右，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还存在着不少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假冒伪劣要加强。
第五，要减轻部门的负担，减轻零售企业的负担，给予相应的政策上的优惠，这个问题等会儿财政部谢旭人部长可以回答，他会比我回答得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