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痴心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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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我的生日。“不惑”之后，攸忽一年。

中午，旧金山州立大学创作系研究生诗歌课上，我们的导师、美国著名诗人保罗・胡佛开始谈论长句在诗歌中的作用。讲完之后，他布置了课堂作业：用10分钟的时间，完成一首用长句写的诗，然后，全班12名同学，逐一当堂朗诵。

我留意到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女同学的腿上，搭着一条灰色的、似乎是羊毛的大围巾。有着伊朗人姓氏的这位女同学，身材姣好，面容清秀，应该算是以女同学为主的这个班里的美人。导师在讲桌上侃侃而谈，我的思想却开了小差：我想，如果这位异国的女同学，不是穿着长裤，而是短裙；腿上裹着的，不是灰色的围巾，而是粉红色甚至紫色的纱巾，其视觉效果、其美与色的“招惹力”该会增加多少倍?正胡思乱想之际，见到同学们都已经开始奋笔疾书，我也急忙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A young ladyenters the classroom，sitting downwith a big scarf covering legs.Although she is beautiful.asalways.I admit that I didn't darepay much attention to her legsuntil she covers them with a bigscarf.(一位年轻的女子走进教室，坐下来，用一条大围巾盖住双腿。虽然她一如既往地漂亮，我承认，在她盖上围巾之前，我不大敢老盯着她的双腿。)

当我念完，全班同学发出会意的、热烈的笑声，这位古波斯人的后裔，脸微微地红了。在美国，我第一次看到了羞涩――如许的美丽，真正值得用诗歌来记录和保存。

突然记起了小学四年级时发生的争情。那个夏天，巡回电影队的板车到了村里，当晚放映的是越剧《红楼梦》。村民们颇感失望，呼儿唤女退场的人不少，而我却蹲在村南的大树上，靠着一支手电筒的照明，用小学生的幼稚笔迹，飞快地将银幕上的唱词全部抄录了下来：“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口净土掩风流”这样哀怨、这样缠绵的诗句，深深地铭刻在小小乡村少年的灵魂深处。不管世事如何纷纭，不管世界如何物化，我仍然是那个爱林黛玉的乡村少年。

诗歌的种子，就在这样的夏夜萌芽。在没有任何读物，更没有诗歌的乡村里，这颗少年的心，经历了怎样漫长难奈的苦旱、忍受了怎样的饥渴。在一本50年代的语文教科书上，我读到了艾青的名作《黎明的通知》，诗中所描绘的迎接黎明的那种欣然、那种生机勃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不会想到，10多年后的某一个端午节――这个日子曾一度被称为“诗人节”，我会有机会坐在艾青的身旁，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和这样一个大诗人一起，参加一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诗歌朗诵会。

诗歌是灵魂深处的一种喷薄，有时候，它会沉睡多年。比如，我从80年代初期登上诗坛后，到了90年代初，却将兴趣转向了散文写作。10年一瞬，在出版了4本散文集之后，我又重新获得了诗歌言说的那种强烈冲动。现在，回归诗歌，我相信，我是在更高的山峰上，眺望这座语言艺术的绝顶了。

在中国这个诗歌古国、诗歌大国，诗所带来的荣辱毁誉，从来都是福祸相倚的。我记得，当我的旧体诗习作，张贴在小学的墙报上时，村里卫生站的老医生夸我说：“这是一个小诗人”。他摸着我脑袋时说出的这句话，我终身不忘。1979年5月，我因为一首幼稚的《七律》，惹出平生第一场诗祸，险些被学校开除――我由此对于中国堪称国粹的“文字狱”，有根深蒂固的厌恶，以及难与人言的恐惧。

四十初度，“人生几度秋凉”的况味，体会得更深、也更细腻了。不变的，是那双充满了爱，与渴望着爱的眼睛。它及于万物，感应天地，一颗少年心，渐渐落满岁月的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