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雄关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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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长春，高级编辑，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省杂文学会执行会长，《大河报》副总编，河南大河大图文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古代关口众多，这也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特色。所谓“四大雄关”、“雄关”、“十大雄关”，说法众多，随便搬搬手指，便有一串名目不同的答案。而且，许多描述这些 “雄关”的语气，伴随的往往是得意和自豪。

然而，在秋风萧瑟中，当我走进汉代函谷关遗址时，当时一个强烈的愿望，竟是但愿在中国，这样的雄关越少越好。

位于河南灵宝的秦代函谷关因为“紫气东来”、“鸡鸣狗盗”等典故而闻名天下，但是，对于这个位于河南新安的汉代函谷关，我相信许多国人未必有更多了解。单从外貌来看，与秦关相比，这个汉关并无特别之处，它几乎是秦关的“复制版”。不仅主体建筑仿照秦关形制，甚至关前相对而立的“望气台”和“鸡鸣台”两个土丘，也是根据发生在秦关的 “紫气东来”和“鸡鸣狗盗”两个典故比照崤函故地建造。于右任有一副对联：“送千年客去，移一个关来”，便是对这个汉关的精确概括。

在中国历史上，“关”的概念常与“边”字相连，一般来说，建关设防的动机大都在于拒兵和御敌。但是汉朝统一天下后，新安已地处中原腹地，在此设关的原因明显不是军事需要。而且，当时西边不远处秦关尚存，从种种常理考量，都难以理解为什么又在这里重复建造一个新的函谷关。

研究历史发现，原来汉代移关的直接原因，竟与一个人的五字感觉相连。

这个人名叫杨仆。他的五字感觉是“耻为关外民”。

关于杨仆，《汉书》在“酷吏卷”中有专门记载。他原籍今新安境内。作为水军总司令的“楼船将军”，他一生南征南越，北战朝鲜，屡立战功。然而汉武帝在论功行赏、圈地封侯时，却告诉他，关中的土地已经分封完毕，只让他在函谷关东做一个“关外侯”。对于这个“关外”的身份，杨仆深以为耻，并费尽心机改变现状，所以在公元前114年，他上书汉武帝，要求在老家新安再造一个函谷关。关口东移，杨仆的籍贯和封地便被圈进关内，自己的身份也自然由“关外民”变为关内侯。

至于为什么“耻为关外民”，历史的解释并不多，但是，即使时隔两千多年，我们仅仅依据现实体验，也不难理解杨仆的一番苦心。

首先，“关外”的身份肯定影响到杨仆作为“楼船将军”的尊严。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封建王朝的结构形式，往往是由一个点为圆心加上不断向外扩展的一层层圈子构成，越接近圆心，便意味着在这个结构中作用越重要，地位越显赫。相反，离这个中心越远，在这个组织中越无足轻重。为了区分人群的尊卑贵贱，建立有序的社会结构，圆心人物常常故意将这些圈子用官职爵位等线条加以标明。“关外”身份便是一种最直接最明显的空间线条区分。这个身份标明这个人不仅没有登堂入室，而且仍然处在关口之外，一关之隔，在心理上甚至会产生敌我之分，关口的大门随时会向关外关闭，拥有这样的身份不仅不会是心腹，而且可能被视为异类。作为屡立战功的一代名将，杨仆自然不甘心处在这样低人一等的位置。

另外，这些人为设置的关口，肯定还会带来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一些实在利益。作为现代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更会和杨仆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同样也常常面对许多如铁的雄关，虽然这些雄关看上去很无形。我们可以想象这道雄关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

很可能，因为这道使杨仆成为“关外民”的关口，他的孩子便失去在京城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中国比杨仆时代文明了许多，“关外”与“关内”相比仍然具有极大的不公平，有人甚至直接总结为地域歧视。我的孩子是河南户籍，在参加高考时虽然与北京考生用的是同一张试卷，考分也比北京的一本线高出一百多分，但是就由于这个“关外民”的身份，眼看着同样水平的“关内民”走进北大清华，而她只能与期望的高校失之交臂。我有许多朋友，也和我一样被这道雄关阻隔，在无力像杨仆一样移动关口的情况下，只好中途转向，移动自身，想方设法向“关内”迁移。常看到身边一些中年人并非心甘情愿地中途转身，也便能理解杨仆移关的动机。

很可能，因为这道使杨仆成为“关外民”的关口，要想在京城拥有一片立足之地，也要增加更多的付出。这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关内拥有特殊的利益，人们便纷纷入关，一旦都城人满，管理者随时会颁布一道政令，限制“关外民”在京城置办房产，函谷关的大门立即就会向“关外民”关闭。现在很多漂流在大城市的现代人，就因为不具有关内身份，便被排斥在一些建筑之外，这些人如果有机会见到杨仆，谈到作为一个“关外民”之“耻”，肯定能相互引为知音。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无形关口还有很多很多，它们给我们带来的限制也有很多很多。

现代社会是倡导流通的社会。关口起源于敌意，产生的是阻塞，这种人为的概念和现代社会精神背道而驰。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无形关口，我们应该为 “移关”鼓掌，更应该做出“拆关”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