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盈余管理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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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盈余管理涉及各方利益和资源配置，因而成为会计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是从盈余管理判别和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提供经验证据，因而缺乏对盈余管理的系统性认识。本文则试图通过确定盈余管理问题的七个要素来勾勒比较全面的盈余管理轮廓。这些要素包括盈余管理的存在性、盈余管理的主体、盈余管理的手段与方法、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度量与判别、盈余管理发生的机会和盈余管理的影响。
关键词：盈余管理 操控性应计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公司管理层为了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济业绩的判断或者改变基于会计数字的契约结果，通过精心安排经济交易或者操纵会计报表编制过程来改变会计业绩（Healy和Wahlen，1999）。从信息传递角度看，作为公司的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主要信息来源，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至关重要。但是，盈余管理却侵蚀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存在误导投资者决策和扰乱资源配置的潜在威胁。从契约实施角度看，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公司管理层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等契约的实施依赖于会计信息。然而，公司管理层作为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内部人有通过盈余管理侵占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机会。从公司监管角度来看，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特殊行业的企业和垄断企业等企业都是证券监管部门和政府机构的监管对象，而许多监管法规也是以会计数字为依据。那么，这些企业就会有很强烈的动机通过操纵法规所依据的会计数字来规避处罚或者获得补贴，因而降低了监管法规的有效性。
由于上述原因，盈余管理成为会计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早期的文献主要关注如何发现盈余管理并且检验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普遍性，后来人们开始检验盈余管理的各种动机，也有许多学者针对不同的盈余管理手段展开研究。然而，对盈余管理主体的特征及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没有系统性的研究，对于盈余管理管理对各方利益相关者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为了全面概括盈余管理涉及的各个问题和各个领域，本文从要素角度对盈余管理进行讨论和分析，借以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启发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盈余管理研究至少包括七个要素：（1）盈余管理的存在性；（2）盈余管理的主体；（3）盈余管理的手段与方法；（4）盈余管理的动机；（5）盈余管理的度量与判别；（6）盈余管理发生的机会；（7）盈余管理的影响。前三个要素总括地反映盈余管理的状况。中间三个要素主要是影响盈余管理发生的因素，其中动机是主观因素，机会是客观因素。第七个要素是涉及对盈余管理进行价值判断，确定其存在是否合理。
二、盈余管理的存在性
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是进行盈余管理研究的前提。如果盈余管理不存在，也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某种事件的存在或发生似乎是确定无疑，无可辩驳的，然而要证明盈余管理的存在或发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Healy和Wahlen（1999）所述，“尽管大多数人都承认盈余管理的存在，但要研究人员证实其存在则非常困难。这一问题主要源于为了确认企业是否进行了盈余管理，研究人员必须首先估计没有受到盈余管理影响的正常盈余。”
作为企业的外部人，研究人员很难区别企业盈余的哪一部分是正常的，而哪一部分是控的。因此，人们只能选择一个基准，把企业报告的盈余与这一基准进行比较，得到异常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法是把企业历史数据作为基准，截面分析是把可比企业的数据作为基准。然而，由于比较的基准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所估计的异常应计并不准确，噪声的影响非常严重（Dechow等，1995）。
Ball和Shivakumar（2008）对发现了一个可以克服噪声影响的例子。由于英国所有私募有限责任公司要按照要求向公司注册署（Companies House）提交报表，而且公司注册署的监管非常严格，因此私募企业提交的这些报表可以被认为是清洁的报表。然而，当这些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时，在招股说明书中提供的报表则需要遵守另一套监管规则。因此，通过比较招股说明书中的报表和之前向公司注册署提交的报表，几乎可以无误差地发现其中存在的任何盈余管理。但是，非常不幸，他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盈余管理的证据。两套财务报表之间的唯一的显著差异是在IPO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价值被调低了。这些降低很容易被发现，并且几乎所有的报表使用者都可以接受这种调整。
Lo（2008）对此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认为，从根本上讲，那些进行管理盈余的企业管理层不希望其行为被轻易发现。越精明的管理人员从事能够轻易发现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小，他们会投入更多的精力掩饰盈余管理以防其被发现。由此可以预见，如果某种情况看起来太像盈余管理，那么它很可能就不是盈余管理。企业管理层和财务人员通常经验丰富、足智多谋、教育良好，并且接受显性的职业规范和隐性的道德规范指导。如果他们真的要管理盈余，他们会做得非常隐蔽。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甄别出盈余管理，那么投资者和监管者肯定也会注意到财务报表操纵行为。同样，管理层也能预见到盈余管理被发现而导致的负面后果。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只有难以发现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实施者带来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Ball和Shivakumar（2008）的经验证据，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相反，研究对象可能从事的盈余管理或许逃过了Ball和Shivakumar的研究设计。因为他们仅仅简单地对比了两套财务报表，没有深入研究那些调增或调减明细科目和改变科目分类的公司。进一步来说，如果研究对象从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话，这种活动必定同时影响两套财务报表，并且不会违反任何一种监管规则，那么Ball和Shivakumar就更不可能发现此类盈余管理。
三、盈余管理的主体
关于盈余管理管理的主体，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为盈余管理行为负责。但是，盈余管理的主体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缓解盈余管理；二是管理人员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和专业资质等因素对盈余管理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缓解盈余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可是，目前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
杨清香、张翼、张亮（2008）研究了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结果发现，董事会会议频度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以及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支晓强、童盼（2005）从相反的角度探讨了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盈余管理提高了独立董事的任职风险，因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的独立董事选择用脚投票，选择辞职，导致较高的独立董事更换率。他们还发现，由于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在选择自己的独立董事，导致独立董事不独立，存在对独立董事的意见购买现象。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抑减盈余管理的作用。程书强（2006）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他假设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是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也是抑制企业操控会计信息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Bergstressera和Philippon（2006）检验了管理层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他们发现，CEO总薪酬与股票价值和CEO股票期权关联度较高的企业倾向于运用操控性应计调节报告盈余。另一方面，应计数额较高的年份会出现CEO大量执行期权和内部人大量减持公司股票的现象。
四、盈余管理的方法与手段
大量的经验证据研究了盈余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包括两个大类，即操控性应计管理和真实活动管理。前者在不改变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和相应的现金流量的情况下，通过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假设来改变操控性应计的数额，进而影响报告盈余；后者则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通过影响经营活动和相应的现金流量来影响会计利润，比如管理研究与开发支出、广告支出等。
在操控会计应计的盈余管理手段研究中，许多文献研究了可能控的具体应计项目。如果能够确定哪些应计项目容易控，就可以为具体会计准则的完善提供合理经验证据。因此，这是盈余管理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然而，由于会计报表提供的明细项目可比性较差，此类研究成果并不是太多。Teoh, Wong和Rao（1998）检验了IPO前企业折旧和坏账准备的估计值。他们发现，与非IPO企业相比，IPO企业在IPO当年和后续的若干年份倾向于运用提高盈利的折旧和坏账准备政策。银行和保险公司也是特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研究的沃土。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和保险公司的索取权损失准备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层的判断，并且直接与公司的关键资产和负债相关联，也与净利润和账面股东权益高度相关。大量文献对这两个应计项目展开实证研究，并且得到了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有力证据（详见Healy和Wahlen，1999，第372页）。
Roychowdhury（2006）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为避免报告无损而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证据。控的经营活动包括通过打折扣临时增加销售收入、过度生产以降低销售商品的成本和削减操控性支出等。陈晓、戴翠玉（2004）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关联交易活动和重组活动是亏损公司扭亏的主要手段，而发达资本市场中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操控性应计――对中国亏损公司扭亏的作用十分有限，主要被未扭亏公司用来做大亏损。姜英兵、王清莹（2011）对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可疑公司运营年度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经营现金流量和较低的操控性费用，说明上市公司可能会通过价格折扣或者降低费用来增加当期营业收入和利润，减少了整个销售期间的现金流量。
有学者指出，两类盈余管理方法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来说成本通常较高。然而，Graham等（2005）进行调研得到的证据却显示，与操控应计项目相比，管理人员更希望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80%的管理人员会降低操控性支出项目，55%的管理人员会推迟一个支出项目，而仅有28%的管理人员会下调准备金，只有8%的管理人员会改变会计假设。因此，调研结果并不支持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成本较高的论断。Lo（2008）指出，如果从违规责任调查的角度看，Graham等人的调研结论就比较好解释了。管理层实施对企业来说成本较高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原因在于这些活动难以被发现。由于经营环境的内在不确定性，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并没有一个基准。从法律上讲，管理人员和董事会受“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难以让他们为错误的经营决策承担法律责任。相反，会计应计和其他会计数据的操纵要接受审计师甚至司法鉴定会计师和法庭的调查，他们有会计准则作为评判的基准。
五、盈余管理的动机
Healy和Wahlen（1999）对盈余管理下的定义强调了动机的重要性，指出盈余管理的动机要么是误导使用者，要么是影响契约结果。这是因为会计在本质上具有主观性，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善意地运用会计判断不会被看作盈余管理。另一方面，盈余管理动机对于研究设计也非常重要。盈余管理动机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评估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盈余管理的动机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改变资本市场预期和估价；（2）改变基于会计数字的契约条款；（3）规避反垄断或其他政府监管措施。
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据表明，公司在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SEO（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实施了盈余管理。也有证据表明公司在MBO（管理层收购）和关联方交易前后存在盈余管理管理行为。还有证据表明公司为了迎合证券分析师预测和管理层的预期而实施盈余管理。
由于会计数据被用于监测和管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公司管理层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契约结果。显性或隐性的管理层报酬契约被用于协调管理层激励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债务契约被用于限制管理层的那些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代价为股东谋利的行为。这些契约会导致盈余管理动机，因为薪酬委员会和债权人发现并消除盈余管理影响的成本较高。有大量文献检验了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是否能够解释盈余管理行为。对股利支付条款的经验研究表明，企业在接近其股利限制条款时几乎不会进行盈余管理。相反，面临财务困境的企业倾向于通过削减股利支出、重新规划经营活动和调整契约关系来管理现金流量。也有研究表明企业在违反这些条款前后会进行盈余管理。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管理层薪酬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得到的证据支持了管理层运用会计判断提升基于盈余的红利报酬的假设。
关于政府监管的文献研究了两类监管的对盈余管理影响：行业特有的监管和反垄断监管。由于银行、保险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的企业面临一些直接与会计数据相联系的监管措施，他们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非常强烈。有大量证据表明，接近最低资本要求的银行会多报贷款损失准备金，少报注销的贷款，确认证券投资组合的非正常收益；面临风险监管的财务状况较差的财产保险公司也会少报索赔损失准备金，进行再保险交易。反垄断调查和其他不利政治后果以及政府补贴等政府监管措施也会导致盈余管理。如有研究发现被反垄断部门调查的企业在调查当年出现了降低盈利的异常应计。也有研究发现申请进口援助的企业在申请年度倾向于推迟收益确认。
Lo（2008）对盈余管理动机提出另一种解释。由于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投资者能够预期到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或许盈余管理是一种均衡的结果。也就是说，投资者预期看到盈余管理，而管理层报告盈余溢价正是因为投资者期望看到盈余溢价。通常，人们期望看到的行为被认为是合理和合法的。因此，文化差异在对人们能够接受的盈余管理的类型和金额有重要影响。由于文化背景、法规制度和会计准则的不同，两个国家的人对于盈余管理类型和数额的期望也不同。因此，不同国家会出现不同的均衡，导致不同的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
六、盈余管理的度量和判别
研究人员通常采用三种方法来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一是应计利润分离法，即运用回归模型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以操控性应计利润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二是研究具体的应计项目，如坏账准备和存货计价；三是分析盈余分布的不连贯性，借以分析盈余管理的发生率。
计利润分离法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该方法首先计算应计利润总额，然后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二者之差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由于流动性应计项目比长期应计项目更容易控，研究人员进一步估计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通过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总额和操控性流动应计利润的分析，研究人员大致可以判断哪些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以及盈余管理的程度如何。
吴联生、王亚平（2007）指出，应计利润分离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适合用于估计整体的盈余管理程度。其原因在于：（1）应计利润分离法要求有大量没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的数据来估计盈余管理公司的正常利润，因而它只能用于分析单个公司在某个特殊事项前后的盈余管理情况；（2）由于操控性应计利润模型分行业分年度地把应计利润与销售和固定资产折旧联系起来，用于估计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估计的结果容易受此三者之间关系稳定性和各种噪声因素影响，因而模型的可靠性受到质疑；（3）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只能估计应计项目操纵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不能估计真实活动操纵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刘大志（2011）运用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检验了基本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等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的效力。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盈余持续性检验结果说明四种被检验模型都能有效地揭示盈余管理。但是，二项检验结果显示基本Jones模型、业绩匹配Jones模型和非线性Jones模型犯第一类错误的频率较高，容易夸大盈余管理。综合比较而言，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修正Jones模型设定较优。
应计利润分离法不仅存在方法上的局限性，而且无法对哪些应计项目控提供任何证据，因而不能用于检验具体会计准则的有效性。所以，人们开始研究具体应计项目控的情况。McNichols（2000）详细讨论了具体应计项目检验法的优缺点。与应计利润分离法相比，具体应计项目法的优点有：（1）研究人员可以运用公认会计原则分析具体应计项目增减变化的影响因素；（2）具体应计项目法可以专门研究由于经营特点导致特定应计项目需要会计判断和容易控的行业，进而更加准确地区分操控性和非操控性应计；（3）研究人员可以研究应计项目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关系，这就克服了由于不同应计项目与特定影响因素的关系不同导致的总应计模型的估计偏差问题。然而，具体应计项目法也存在三个缺点：（1）找准控的应计项目至关重要，如果所研究的应计项目不是控的那个，那么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就会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如果研究人员要确定盈余管理的程度，就需要针对每种可能控的应计项目分别建立模型；（2）具体应计项目法要求研究人员拥有更加系统的知识和更多的数据，因而运用此方法的成本较高；（3）某种特定具体应计项目控的企业数量较少，因而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而且某些应计项目可能会由于不够敏感而被忽略。
鉴于具体应计项目法的特点，研究人员通常将其运用于盈余管理动机比较强烈和比较容易控的应计项目，如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和保险公司的索赔损失准备金。也有研究人员运用具体应计项目法寻找更有效的盈余管理度量指标，如Beneish（1997）构建了一套运用财务比率判别盈余管理的模型，针对不同的应计项目分别设定不同的财务指标进行判别。
Burgstahler-Dichev（1997）首先采用盈余分布法检验盈余管理。其内在原理是，如果企业有动机使其盈余超过某个基准，那么盈余落在基准之上的样本企业数量会显著多于盈余落在基准之下的样本企业数量，因而盈余分布会呈现不连贯性。他们发现企业会为了避免亏损而将盈余调整到微利水平。盈余分布法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对被研究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做出总体评价，并且不受研究假设和估计偏差的影响。然而，此方法却无法解释盈余管理的动机，更无法分析不同企业的动机有何不同以及企业在不同情况下会追求何种目标（即基准）。
七、盈余管理发生的机会
盈余管理的发生率受企业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背景、法律制度、行业监管、资本市场监管、投资者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层特征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发生率。Lo（2008）提出运用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法研究盈余管理的发生率。具体来说，高质量会计信息（较少的盈余管理）的数量是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均衡的结果，如图1所示。某一经济体内的高质量会计信息供求均衡点目前处于E1。假设监管部门对核准IPO提出更加详细的基于会计信息的监管措施，那么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增加到“需求2”，相应的均衡点移动到E2，会计信息质量会得到提高。假设监管政策不变，但是经济体中发生并购浪潮，导致内部人通过管理盈余影响并购交易价格进而得到的私人利益的动机增强，结果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供给减少到“供给2”，相应的均衡点移动到E3，会计信息质量会有所下降。然而，假设监管政策变更和并购浪潮同时出现，新的均衡点E4对应的高质量会计信息比Q1多还是比Q1少呢？也就是说，会计信息质量会提高还是降低呢？人们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答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有些因素会影响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供给，有些因素会影响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而有些因素可能既影响供给也影响需求。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考虑影响盈余管理的各种因素。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简单地分析某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未必可靠。
八、盈余管理的影响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有目的地调节会计盈余的行为，因此其影响与实施目的紧密相关。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旨在影响股票定价；契约动机的盈余管理旨在赚取管理层私利或规避债务契约的不利后果；监管动机的盈余管理也是为了趋利避害。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资本市场动机的盈余管理能否达到目的。然而，契约动机和监管动机的盈余管理文献较少，并且对盈余管理后果没有提供太多的证据。
大部分关于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影响的经验证据表明投资者并未被盈余管理蒙蔽，而且财务报表向投资者传递了有用的信息，包含了管理层职业判断的报告利润比所报告的现金流量更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现金流量。股票收益相关研究表明，投资者会对“异常”应计利润打个折扣，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盈余管理的结果。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确实对至少某些企业的资源配置产生了影响。例如，IPO或SEO之前的盈余管理可能是新股发行溢价部分原因。也有证据显示，盈余管理遭到金融媒体或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后股票市场会有显著的负面反应，说明投资者并未完全看穿盈余管理。
大量证据表明，IPO企业在IPO之前普遍进行了盈余管理，并且那些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通常支付了较高的价格，而其股票投资的后期业绩通常会出现下滑。这显然不符合有效市场假说。Lo（2008）认为，IPO市场上投资者并非没有预期到盈余管理，而是对IPO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无能为力。因为IPO市场与二级市场的运行方式不一样，因而有效性水平也不同。有效市场要求购买者和出售者要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价格调整的。在二级市场上，现有股东和卖空者平衡了无数的潜在买家。而在初级IPO市场上，卖方只是公司的内部人，而价格则是投资银行根据承销情况确定的。如果股票价值存在不确定性，分销系统底层的信息无法向上传递，因为第一个交易日之前只能出售股票。也就是说IPO的认购人容易遭受“成功者灾难”（winner's curse）。IPO股票的供给和需求是不平衡的，所以增加IPO股票价格的盈余管理很可能会成功。
九、总结
由于已有文献大多是从盈余管理判别和盈余管理动机的角度提供经验证据，因而难以形成对盈余管理的系统性认识。本文通过确定盈余管理问题的七个要素来勾勒比较全面的盈余管理轮廓。本文的讨论表明，盈余管理领域的许多研究假设尚未取得一致的经验证据，所讨论的每个要素也都涉及颇多争议，因此盈余管理领域仍然存在丰富的研究机会，将会继续在会计研究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Ball, R., Shivakumar, L., 2008. Earnings quality at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pp324-349.
Beneish, M. D. 1997. Detecting GAAP violation: Implications for assessing earnings management among firms with extreme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 pp271-309.
Bergstressera, D., and Philippon, T. 2006. CEO incentiv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0, pp511-529.
Burgstahler, D., and Dichev I. 1997.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 and loss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4, pp99-126.
Dechow, P. M., Sloan, R.G., Sweeney, A.P.,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 pp193-225.
Graham, J.R., Harvey, C.R., Rajgopal, S., 2005.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0, pp3-73.
Healy, Paul M., and James M. Wahlen. 1999.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s, 13:4, pp265-383.
Lo, Kin. 2008.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earnings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5, pp350-357.
McNichols, M. F. 2000. Research design issues in earnings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 pp313-345.
Roychowdhury, S. 2006.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2, pp335-370.
Teoh, S. H., Wong, T. J., and Rao, G. 1998. Are accruals during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pportunistic?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3, pp175-208.
程书强. 2006.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9期，第129-136页。
刘大志. 2011. 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的效力检验――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1期，第85-91页。
吴联生、王亚平. 2007. 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与经验证据：一个综述. 《经济研究》，经8期，第143-152页。
杨清香、张翼、张亮. 2008. 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软科学》，第11期，第133-140页。
支晓强、童盼. 2005. 盈余管理、控制权转移与独立董事变更――兼论独立董事治理作用的发挥. 《管理世界》，第11期，第137-144页。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课题《公司债券融资与盈余管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2011lslktglx-05）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