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屈辱的历史保持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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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年前，我们的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迎来了8年抗战的胜利，2000多万中华儿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惨痛的一页一晃已过去了20，000多个日子，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浓浓的血腥也已淡去，苦难的记忆在时光的抚摸中渐渐风化成碎片。

10多年前，在大连，一位退休教师花费2万多元积蓄，耗时2000多个日日夜夜，对日本1908年8月屠杀中国百姓的罪行调查取证，到该市某区一公安局查询有关资料时竟遭拒绝；寻访被害人的后代，那些不肖子孙居然说：“过去快100年了，搞清了有什么用？”

上个世纪末，在洛阳，白马古刹的钟声敲了千年，千古岁月中，僧俗两界都认为白马钟声是在为中华民族“赐福呈祥”，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可从1992年开始，“白马钟声”突然定点为“日本时间”，而且一敲7年，一场“敲鬼子钟”的闹剧上演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

同样是上个世纪末，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的“99夏季针棉麻丝织品展销会”上，免费向观众发放的塑料菜篮底印着一幅少了台湾、海南岛的地图，并将北京的名称标注为日本统治时期的“龙都”。一位老人就此事向有关部门举报，可“有关部门”竟不予理睬。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我曾经无数次地追问，为什么我们某些国人的苦难记忆曾经突破了良知和国格的底线？难道我们国人真的有一种先天回避苦难的基因，真的有一种拒绝回忆的惰性！苦苦思索的结果是，不是我们有“先天回避苦难的基因”，也不是有“拒绝回忆的惰性”，根源在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历史细节的储存。

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一场历时8年付出2000多万中国人生命、损失6000多亿财产的浴血抗战，被浓缩成了薄薄的几页和几个名词。在我们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地雷战和地道战的威力，享受的是胜利的。在我们的宣传中，我们听到的多是“友谊”和“友好往来”。至于那血与火的场景，那惨绝人寰的屠杀，那些和日寇生死肉搏的战士都成了飘渺的烟云。

我曾经痛感一些国人对历史的无知，尤其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史、屈辱史的隔膜。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不全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见识到的不是活生生的历史，而是干巴巴的几条筋。记忆是活在细节当中的，没有细节的屈辱史、悲惨史，是无法让人铭记于心的。犹太人有《出埃及记》，俄罗斯人有史诗般的卫国战争巨片，我们的8年抗战除了几部成书于上世纪60年代的小说和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血战台儿庄》，以及一堆粗制滥造的不合逻辑的电视剧外，还没有产生惊心动魄的让人永志不忘的史诗般的巨著和巨片。为了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光需要一座座耸立在城市和乡村的纪念碑，我们更需要有一座座凝铸在心灵的耻辱塔，让那些血与火的细节化成心灵的砖，筑成永不坍塌的长城！

一个有希望有尊严的民族是不能忘记自己的苦难史的，哪怕苦难过去了100年、1000年，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保持一种痛感。我们应该像犹太人一样每年领着子孙后代到“哭墙”下去悼念先人，追忆苦难，将民族的屈辱内化为自强不息的基因。

有人说，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一般不会超过两代。而我们曾经饱受苦难的第一代存世无几，第二代也已渐近暮年，在和平年代成长的第三和第四代正在成为我们民族的主体，代际的记忆传递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断裂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东海波涛中那几个小岛的归属之争，恰似警钟长鸣，对重启苦难历史的记忆之门是多么的及时啊！

（摘自《杂文月刊》 图/游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