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现状及其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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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对民族语言的调查记录，早在先秦就开始了。公元1世纪，西汉扬雄所著《方言》中便记录了一百九十多处“楚语”，这些词语和今天的侗台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有“明显音义对应关系”[1] 。但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调查而言，则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誉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从1924年到1928年师从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学习人类语言学，调查了北美印第安语，掌握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语言调查理论和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1929年李方桂学成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在大陆期间，李方桂除了自己亲自调查外，还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民族语言调查人才，主要有马学良、高华年、张琨等人。
事实上，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或田野调查，是从美国人类学之父鲍昂斯开始的。鲍昂斯培养了萨丕尔等人，萨丕尔又培养了沃尔夫以及我国的李方桂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民族语言调查是美国民族语言调查的延续或称之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传人亦无不可，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长盛不衰。
二、鲍式与沃式的语言调查
我国的民族语言调查，一依美国民族语言调查的法则，主要是对无文字的民族语言进行描写。1956年由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语言调查常识》一书，可以视为指导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的纲领性文献。该文献虽然以“常识”命名，但所谈的内容则是极为专业的。该书共十讲，由马学良等七位民族语言学家分头撰写，是给1956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合办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作为讲稿使用的。该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语言调查人才，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川大学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自创办以来，一直将该书列为必读参考书。
《语言调查常识》一书，内容全面，分析细致，足堪使用。全书谈语音、音位描写的内容占五讲，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其中对于语音谈得特别细致”[2]。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优长是相称的。谈词汇、语法的部分占两讲，不及谈语音的部分详细；谈语言比较和文字设计的只有一讲。至于谈语义分析的未立专讲，这也反映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偏好之处。
这种创始于美国鲍昂斯并传播到我国的民族语言调查模式，我们称之为鲍昂斯式语言调查。由于该派调查特别重视语音的描写和分析，而语音又是属于物理范畴的，所以鲍昂斯式语言调查又可以称之为物理语言调查。该派的调查是长于语言的语音方面，而疏于语言的语义方面，尤其是疏于语言的心智语义方面。
沃尔夫是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他师从萨丕尔治人类学和语言学，他和他的老师共同创立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但沃尔夫的职业是防火保险员，他从未在大学任过教，加之他四十四岁便英年早逝，因此他的田野调查工作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事实上，沃尔夫的民族语言调查工作也是极为出色的，而且是另辟蹊径，迥异于他的老师萨丕尔以及太老师鲍昂斯的民族语言调查。我们将沃尔夫所开创的民族语言调查模式称之为沃尔夫式语言调查。由于沃尔夫在调查别重视语言的语义方面，而沃尔夫所重视的语义除了物理语义方面之外更加侧重于语义的心智方面，所以我们又将沃尔夫式语言调查称之为心智语言调查。
三、一维语言调查与二维语言调查的原理及其判定标准
鲍昂斯式语言调查与沃尔夫式语言调查，有联系又有区分。鲍昂斯式语言调查专注于语言的物理方面，亦即语音方面，语义也是专注于物理语义，而不太关注语言的心智方面，亦即心智语义方面。沃尔夫式语言调查不仅如同鲍昂斯式语言调查关注语音方面，而且对心智语义方面尤为重视。不仅如此，沃尔夫式语言调查还注重发掘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联系，并进而勾画出语言的语音和语义的结构图景来。鲍昂斯式的语言调查行为，主要是沿着“语音刺激-语义反应”这一条线在活动，因而是一维的。鲍昂斯式语言调查中的“语义”，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语义，是在语音刺激下所产生的外延指称语义，基本不涉及语义的心理层面。在鲍昂斯式语言调查中，语言的物理语义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一个陪衬，不对语义进行再分解，这就是鲍昂斯式语言调查又被称之为“物理语言调查”或“一维语言调查”的原因所在。
沃尔夫式语言调查的原理可以图示如下：
沃尔夫式语言调查或二维语言调查原理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沃尔夫式语言调查最初是从物理语音展开的，然后又沿着“心智语义”展开，并注意语音和语义的交汇点。这就是沃尔夫式语言调查又被称为“心智语言调查”的原因所在。确切地说，沃尔夫式语言调查是由物理语音轴和心智语义轴所构成的二维调查，又可以称之为“物理—心智语言调查”。
不论是一维语言调查，还是二维语言调查，均存在调查材料正确与否的判定标准问题。在一维语言调查中，语音的判定、物理语义的审定，均取决于发音合作人的裁定；而在二维语言调查中，除了语音的判定、物理语义的审定取决于发音合作人外，心智语义的提取、音义的组配则首先要由调查者提取，再征之于发音合作人，然后才能确定。这就是说，在二维语言调查中，调查材料，包括语音和物理语义、心智语义，其正确性不仅仅取决于发音合作人的母语知觉，也取决于调查者本人的理论判定。如果说在一维语言调查中语言材料的正确与否是取决于发音合作人一个维度的话，那么，在二维语言调查中语言材料的正确与否就取决于发音合作人、调查者这样两个维度，前者可以称之为语言调查材料的一维判定标准，后者则可以称之为语言调查材料的二维判定标准。从解析几何的角度来看，二维以定位，二维语言调查显然要优于一维语言调查。我国的民族语言调查，包括汉语方言调查，基本上是属于一维语言调查，其判定语言材料正确与否的标准，也相应地属于一维判定标准。可见二维语言调查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维语言调查与二维语言调查，其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即是说，一维语言调查被包含在二维语言调查中。一维语言调查是一种比较直观的调查，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对语义的处理上，可以说在一维语言调查中，对语义的处理仍然停留于直觉感知阶段，而且这种直觉感知完全是来自于母语发音合作人的，调查者则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的状态。一维语言调查者在进入调查时，往往是抱着学习、甘做咿呀学语的小学生的姿态；发音合作人久而久之则会滋生一种优越感，而且认为语言调查对他们本民族或本族群没有什么好处，以至于调查到半途出现要挟或撂挑子的现象，这给一维语言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甚至影响了初涉语言调查者的专业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社会的因素，但是这与我们的语言调查理论也不能说没有关系。笔者近几年中，在指导学生调查汉语方言时，建议学生调查自己的母方言，母方言发音合作人大多选取调查者本人的直系亲属或朋友，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发音合作人半途要挟或撂挑子的情况。但这是出于亲情或友情的消极举措，一旦发音合作人换上没有亲缘或友朋关系的，半途要挟或撂挑子的情况就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笔者亲自在川西走廊实施另一种调查策略，从一维语言调查入手，尽快进入二维调查境地，这时发音合作人感到他再也不是被动输出了，而是感到从调查者那里学到了许多，一个多续语发音合作人感叹道：“我以前总觉得是你们从我这里学习，现在我跟你也学到了许多，真没想到你对我们的话知道得那么多，怎么我就没想到呢！”二维语言调查可以充分发挥调查者的能动作用，而且可以加强调查中的互动，有效地减缓半途要挟或撂挑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