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性假设中制度约束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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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管理人性假设中制度制约的必要性与各种人性假设息息相关，从性恶论（X理论）、性善论（Y理论）、人性可塑论（超Y理论）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超Y理论貌似全面但是却不够准确，本文力图从修正的人性可塑论出发，为管理中的制度约束问题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关键词：性恶论 性善论 超Y理论 修正的人性可塑论

无论东西方在历史上都对人性的善恶做了一定的假设性的分析，笔者通过对于这些理论的分析发现，制度约束无论在哪种人性假设的背景下都是非常必要的。

性恶论与X理论

性恶论在我国渊源久远，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均主张该学说。荀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凡是人都有“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的特性，“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可见荀子的看法中，人从其本性出发，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么如果对其缺乏约束和必要的限制，将会导致人心腐坏，世风日下。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外部的规范出发，制定规范，强化礼义之道，才能实现良好的统治秩序。

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说的更为明确，人性本恶，治本无望，故退而求其次，则恃法而治。因此他对于教化等方式甚至都持一种蔑视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奸人，父母、乡人和师长都不能使之改正，只有“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这里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尽管都持人性本恶的观点，但是其把握的程度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尽管认为人性恶，但是他认为通过礼义教化尚可以使其改正。因此，他的结论是走向较为缓和的道德礼义的教化。但是韩非子对于人性就持着完全的失望态度，他走到了极端，认为人性的恶，根本不能指望教育之类的行为能有效果，只能指望通过法律的威吓作用使其有所改变。可见，同样主张人性恶，但是其把握的程度和分寸都是不同的。那么相应的，在管理中制度约束的定位上，荀子和韩非子当然也有差别，荀子的看法中制度约束也许仅仅是辅的作用，但是从韩非子的立场的出发，则会得出：管理的目的要得以实现，其主要依赖的就是制度约束这样的结论。

西方的科学管理的理论也是以人性恶作为理论出发点的。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1957）一书中提出的“X理论”，他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性地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正因为如此，人的天性是懒惰的，不会积极主动的去工作，只有使用外部的约束才能够使其努力于组织目标的达成（罗海成，1996）。可见X理论中也要求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以赏罚分明来实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还是西方的X理论出发，都对制度约束有很高的期望。正是同样出于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才使得他们更为强调制度约束。这样的选择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走到了韩非那样极端的程度，在管理中，将导致对员工缺乏基本的信任。其实，从管理的角度，如果仅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也不能走到极端，尽管要强化制度约束，但是同时也务必保持必要的余地。以制度和礼义教化双管齐下，才能有更好的效果。所以即使依照性恶论进行管理活动，似乎也是荀子的观点更为符合客观的需要。

性善论与Y理论

孔子和孟子是提倡性善论的典型代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从殷商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学中，发现了“人”，解放了“人”，提出了“人学理论”，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首创了儒式人本主义“仁学”。对人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赵华，2003）。孔子还特别强调德治的地位，在他看来德治、人治显然优于法治（郭建等，2006）。孟子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认为人之善性是先天所具有的，是人本性所使然。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主张，认为“仁政”就是要“以德服人”，而不是“用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可见，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先天就是有善念的，人本性如此，那么只要以礼义教化进行感染就足以使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说，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人性善的观点，将人的重要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将人作为管理的中心，只要通过自律和简单的教化，就能够使得各方面协调统一，达到管理的预期目的。那么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制度约束的地位就被放到了比较从属的位置上了，管理中首先要依靠被管理者的自觉性来进行，制度约束的作用几乎成了摆设。

与性善论相对应的是西方的Y理论。麦格雷戈提出了Y理论的人性假设，试图说明和解决人的自我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该假设认为：人不是天生厌恶工作，如果某件工作是他所喜欢的，工作起来如同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要使人们为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外在的控制和惩罚不是唯一的办法。人在完成自己所承诺的工作时，将会自我督促和自我控制；在适当条件下，人们不但能接受、而且能主动承担责任；对目标的参与是同获得成就的报酬直接相关的（宋汝余，2005）。

从性善论和Y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于被管理者是一种完全信任的态度，因此规章制度在这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人们更愿意寄望于们的自律，而不是外部的强力约束。可以说，性善论和性恶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制度约束放置的位置是不同的，一个更加强调制度约束，也就是外力的介入，来保证管理效果的实现。而另一个则更为强调自律，认为被管理者的内心自觉性就足以保证管理目的的实现。那么该如何评价二者的利弊得失呢？

性恶论及X理论，其优势在于认识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明确了有效的制度约束是得以克服这些人性不足的有力武器。这是其长处，但是其明显失于极端。该理论将人仅仅视为机器或者工具而已。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尽管可以收到纪律严明的表面管理效果，但是实际上却极大的抹杀了被管理者的人格与个性。不仅不利于其个人创造力的实现，而且同时也会使得整个团体的整体亲和力大为下降。被管理者沦为完全的工具，这样，有个性的个体一有机会就会逃离这样的团体，这样会从根本上动摇该团体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成功的管理模式中，几乎没有这样完全依靠强力制度约束就得以成功的例子。甚至可以说，这样极端的管理模式是不够人道的。

性善论及Y理论，其优势在于充分重视了人的作用，使得被管理者的人格与个性得以充分的发挥，可以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却对人性的阴暗面估计不足。我们可以承认世界上存在部分可以完全自律的人，但是这只是人群中的极小部分。一味完全相信被管理者的自律能力，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他们丧失必要的约束，在无拘无束中很容易走向散漫自由主义，这样，同样是不利于管理目的的实现。因此从性善论角度出发进行的制度约束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不够理想的。这样极端的观点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并不强，因此在弥补上述理论不足的基础上，又有人提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人性可塑论以及超Y理论。

人性可塑论或者超Y理论

我国历史上的告子认为人性是一张纯洁无暇的白纸，其或善或恶的分化完全取决于人的后天行为，“性犹湍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因此“性无善无不善”。战国初期的世硕也是这一思想的著名代表，东汉王充曾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赵华，2003）。这种理论认为人的先天是说不上善或者恶的，更像是一张白纸，完全依靠后天的塑造。后天如果塑造的好，即为善，后天引导的不好，即为恶（聂延庆等，2007）。这种观点认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但是是否真正符合客观的情况有可探讨的余地。但是从管理的角度，该观点应当是比较全面的对制度制约的地位进行了定位，也就是要达到一种兼顾，既要充分尊重被管理者的个人特性，同时也不得忽视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算是比较全面的观点。但是这种全面是否有可突破的地方就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了。

与人性可塑论相对应的是，1970年，美国管理学家莫尔斯和洛希在“复杂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超Y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不同的人对管理方式的要求不同，管理方式要由工作性质、成员素质等来决定。有人希望有正规化的组织与规章条例来约束自己的工作，而不愿意参与问题的决策去承担责任。这种人欢迎以X理论指导管理工作。有的人却需要更多的自治责任和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机会。这种人则欢迎以Y理论为指导的管理方式。一言以蔽之，不同的情况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罗海成，1996）。该理论的定位与人性可塑论是非常相似的，要求通过对具体个人个性的考查，来选择不同的管理方式。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容易导致那些喜欢被约束的人多进行约束，而对于那些不喜欢被约束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这样的看法类似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X理论和Y理论的不足，但是有些过于中庸。我们认为在管理中的制度约束还是有更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可循的。

结论：修正的人性可塑论

笔者认为，前述的人性可塑论尽管算是比较全面的观点，但是就是由于这种全面抹杀了其个性的一面。笔者认为管理人性假设更为准确的定位应当为修正的人性可塑论。从客观上说，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不足从根源上是由人性到底是善是恶的这个问题的争论所导致的。人的本性到底是恶还是善，这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笔者是这样认为的，从生命孕育的角度出发，人的诞生一开始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从的竞跑，到生命的产生，到婴幼儿的存活，从本性上都需要占有更多的资源，才能保证生命的延续。如果先天的就是无私的物种，在残酷的大自然中是很难得以繁衍存活的。但是从后天的发展上，一旦进入了人类社会，又需要人际之间有无私的互相帮助，才使得人类群体得以繁衍生息。因此，笔者认为人性更像是一个本性自私，但是后天又要学习控制这种自私的复合体。所以简单的说恶或者善，都不够准确，人更像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的混合体。但是终其一生，人都在和自己魔鬼的一面进行斗争。但是笔者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前述的人性可塑论或者超Y理论，那种观点主要认为人是非善非恶，都在于后天如何培养和发展。而笔者的观点则是人先天的基础是恶性占据主流的，但是根据后天的弥补，完全可以改善人性中的恶，而向善的一面更好的发展。所以笔者的观点为修正的人性可塑论。这是更为合理的一种理解方式。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的个性得以充分的发挥，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一个意图有所发展的团体，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对被管理者的个性进行充分的发挥，使其不受多余束缚，使得团体中的每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都得以全部实现，这是任何一种现代管理模式中都必不可缺的。但是由于人的本性趋于恶，主要依靠后天的培养才得以向善的角度出发，因此，对于被管理者人性中的阴暗面，务必随时保持足够的警惕。而且在制定的制度中，也要达到足以控制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程度，至少不要存在明显的漏洞来考验人性。换句话说，从制度约束的角度上，一定要制定全面详细的制度规程，这些制度规程应当足以防范管理中的各种风险，但是切不可以抹杀个人的个性为代价。在这些制度规程贯彻中也要既保证其得到有力实施，同时又不可使得被管理者缩手缩脚，失去个人应有的个性。

参考文献：

1.荀子·荣辱、荀子·性恶

2.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3.韩非子·五蠹

4.罗海成.中西管理人性假设比较[J].管理与效益，1996（1）

5.赵华.中西人性假设比较分析[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6.郭建，姚荣涛，王志强.中国法制史（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孟子·奏上

8.宋汝余.中西管理人性假设的比较研究[J].中国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12）

9.聂延庆，王建华.人性假设分歧的思考—基于人性特点的视角[J].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