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比中品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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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文本一个最大的特征即是常读常新。怎样读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在对比中品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比的角度可以是不同的文本，也可以是文本内容之间的对比，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中，文本内容之间的对比往往更具实际的操作价值，关键是找到有教学价值的对比内容。

再次备课《祝福》时，摒弃之前读到的关于《祝福》的一切文字，以一种初读的心态，逐字逐句地读，突然发现，《祝福》有不少蕴含对比关系的内容，在一番对比中品咂，竟然有不少的收获。姑且选取两处，做一番品咂。

一、两次讲述阿毛的故事的对比

阿毛的故事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点，以往的解读往往只是关注听众的反应，而忽略了对祥林嫂讲述阿毛的故事时话语的关注。为了使分析更清晰，我们将祥林嫂两次讲述阿毛的故事的原文摘录出来。

第一次讲述：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第二次讲述：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祥林嫂第一次讲述阿毛的故事时，听众主要是四婶、四叔与卫老婆子，第二次则是镇上的男人们与女人们。两次讲述，第二次应该是解读的重点，认真比对祥林嫂两次讲述阿毛的故事时的话语，我们可以找出以下几处非常有价值的不同：①“他是很听话的孩子”②“我叫，‘阿毛！’”③“没有应。”④“完了”⑤“可怜他”。

先说第一处不同。第一次讲述只说“他是很听话的”，没有加上“孩子”一词，这说明随着时日的延长，阿毛的死在祥林嫂的内心留下了越来越深的伤痛，到第二次讲述时，自然就说出“孩子”一词，我们可以想见，祥林嫂说出“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时，内心正承受着巨大伤痛的折磨。第二次讲述是祥林嫂主动“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日夜不忘”正是日夜受着折磨，而主动讲，则意味着伤痛的折磨已迫使祥林嫂希望通过讲述故事来宣泄内心的伤痛。试想，当一个人要通过讲述自己的不幸来宣泄伤痛时，她已陷入了多么悲凉的人生境地。

再说第二处不同。第二次讲述时，“我叫”后面有逗号，“阿毛”后面有感叹号，并且用了引号。为什么第一次讲述时没有这些标点符号？这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第一次是祥林嫂第二次到四叔家求取佣工时的陈述，刚到鲁镇，又希望老东家能够收留，此情此境，祥林嫂只能是基本的陈述，语速是平缓的，内心是平静的，因此，才会完整的、较为平淡地说“我叫阿毛”。到第二次讲述时，情形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身的不幸，对于常人来说，自然会选择不讲；但对于祥林嫂来说，讲是必然的选择。面对鲁镇的听众们，讲述阿毛的故事时，祥林嫂的内心是痛苦的，情绪是激烈的，语言也就随之在发生着变化。“我叫”后面的逗号，表明祥林嫂略有停顿；双引号则表明祥林嫂是在真正的“叫”――呼喊，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爱子的呼喊；感叹号，正是祥林嫂对爱子呼而不得的、痛失爱子的无限悲痛之情的真实流露！怎样体会祥林嫂的呼喊及呼喊所流露出的悲痛之情？我们可以通过诵读，通过表演式的诵读来体会，课堂上笔者以哭腔式的诵读，放慢语速，逐字读出：“我――叫――阿――毛……”话音落下，学生无不为之动容。闭上眼，祥林嫂的声声哀嚎，在我的耳畔不绝回响！

再说第三处不同。第一次讲述时，“没有应”后面是逗号，而第二次讲述时则改成了句号，句号表示的是停顿时间较长，句义独立。祥林嫂为什么要停顿更长的时间？正是因为祥林嫂真正在“叫”，悲伤之情正随着呼喊自然流出，因此，在说完“没有应”之后，痛苦的内心还没有完全平静，需要通过停顿来调整心情，从而接着讲述下面的内容。如果还如第一次那样使用逗号，则完全不符合特定的情境。

再说第四处不同。第一次讲述用的是“糟了”一词，第二次用的是“完了”一词。显然，“完了”一词要比“糟了”一词更直接地表明阿毛已遭厄运，祥林嫂第二次讲述时，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包含更悲痛感情的词语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祥林嫂已痛彻心扉，下意识地把自身的不幸直接表达出来。

最后说第五处不同。第一次讲述时没有“可怜他”三个字，因为当时祥林嫂需要四婶同意收留，讲述时情绪不能太激烈。第二次讲述时，心情已非常悲痛，在讲到“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时，不由自主地直接表明了对爱子的厄运的无限伤痛。

细读这五处不同，我们不由得深深折服于鲁迅对语言文字包括标点符号的出神入化的使用。但，我们更应该懂得，语言文字包括标点符号是为着主旨服务的。论常情常理，听着别人主动讲述不幸，应该表达同情，而鲁镇的男人们与女人们的表现却完全地背离了常情常理，这正见出作者的深刻用意。祥林嫂的悲情讲述与鲁镇男人们与女人们的冷漠无情之间的对比，有力地突显了文章主旨。

二、“念书人家”与“山村里”的对比

有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说的是知识的巨大作用。然而知识对人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却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具体到祥林嫂这里，知识似乎还真起着不小的作用。

祥林嫂被迫改嫁贺老六，拜堂成亲时闹得特别厉害，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卫老婆子在四婶家说到此事时，用语特别丰富，其中有一句话不能忽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这里有几处需特别加以注意。

一是祥林嫂闹得实在利害，这得到了贺家的公认。贺家里也会有再嫁的女人，但如祥林嫂那般闹的女人，肯定是很少的，因为“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卫老婆子说的“总要闹一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总要”说明不闹是不行的，可能会被人看扁的，“闹一闹”说明闹的时间不会很长、程度不会很剧烈，因此，祥林嫂的“闹”的确很让贺家的男人女人们开了眼界，因此就特别得引人注意。

二是祥林嫂闹得如此利害的原因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此处的“大家”显然是指贺家的人们，根据以往贺家的再嫁女人们的反应，贺家里的男人女人们一时还无法找到合适的解释和真正的原因，因此，只能是推断，因此大家还都只能“说大约因为”。

三是在“大家”看来，祥林嫂之所以闹得如此利害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虽说是“大约因为”，但在贺家人的推断水平允许范围内，“大约”即可视为“一定”。显然，贺家人对于“念书”一事是知道的，只是无人念书或念书人少而已，在贺家，没有“念书”的女人，甚至没有“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女人，因此，当祥林嫂这个“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回头人出嫁”到贺家时，她那“与众不同”的“闹”，便给了贺家人全新的印象。在贺家人的眼里，是否“念书”或者是否“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衡量一个再嫁女人闹得“利害”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虽然文章没有明确写出贺家人对祥林嫂闹得如此利害的评价，也没有写贺家的女人们面对这位“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回头人”如此利害地闹时内心有着怎样的复杂感受，但推断贺家人认可甚至赞赏祥林嫂的“闹”，应该是没有错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贺家人的认知世界里，“念书”所得的知识或者因“在念书人家做过事”而得到知识的熏陶，所能给女人的作用即是让她们在再嫁时应该比那些没有“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女人闹得更加利害，唯有这样，才符合“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经历。换言之，“念书”这件原本很崇高、对人很有积极作用的事，在贺家那里，所起的作用竟然只能是让女人们更懂得妇道的重要意义，从而在再嫁时不惜以死相拼。

悲乎，“念书”在乡民观念中竟沦落到如此境地！

而四叔家这个“念书人家”究竟念的是什么书，这样的人家究竟给了祥林嫂这个“回头人”怎样的熏陶呢？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得到答案。四叔这封建卫道士满脑子的都是封建迷信思想，他的家庭氛围所能给祥林嫂的熏陶只会是对妇道的坚守。一个让女人不惜以死相拼的“念书人家”， 成了贺家人对祥林嫂闹得利害的最好解释。

此时，我们应该探讨贺家这个“山村”究竟是一个具有怎样象征含义的地方。

当柳妈告诉祥林嫂“回头人”死后在阴司里会被阎罗大王锯开来分给两个男人时，祥林嫂“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因为“这是在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贺家这个山村里的男人女人并不知道“回头人”会被“两个死鬼的男人”争夺，更不知道捐门槛这样的事，这样看来，贺家这个山村是一个没有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淳朴的地方，这原本应该让人感到欣慰，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结合前文对“在念书人家做过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贺家人对“念书”或者说知识的观念是错误的，而“回头人”死后会被阎王锯开及捐门槛这样的“知识”在鲁镇这样的有“念书人家”的地方，几乎人人皆知，柳妈只是告诉祥林嫂的具体一个人而已，但这种“人人皆知”的知识却让祥林嫂感到恐怖，并在恐怖中离开人世。

鲁镇因有四叔这样的“念书人家”存在而受到封建迷信思想的毒害，这本在意料之中，而贺家这个并未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山村”却也深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另一种毒害”。看来，在封建时代的旧中国，“念书”也罢，不“念书”也罢，都无法摆脱封建迷信思想的“幽灵”。鲁迅描绘的鲁镇与“山村”贺家之间的对比，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异同对比了，而是一种表面上的异、实质上的同之间的对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