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琦 研精覃思中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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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夏时的安徽天柱山，雄奇灵秀，瑰丽壮观。清晨薄雾弥漫，一队旅人伴着盈盈露珠、啾啾鸟鸣集结山下，不像游客那般轻松随意，而是避开人群来到偏离景区的主峰北麓。神情中透出几分庄重的他们，一丝不苟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小波，快把准备好的防虫咬鞋套发给大家。”一位戴米白色草帽、背户外双肩包的男子，一边凭借丰富的专业技能组织大家，一边清晰介绍道，“这是我学生时代在云南西双版纳采药时积累下的经验。”很快，全队人穿上及膝白色鞋套，有了统一标识，原来是支“采药的队伍”。整理行囊，一行人跟着向导训练有素地向山里走去。

这位眼光敏锐、思维缜密的说话人就是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市青联副主席、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中药资源中心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此番天柱山之行，便是他带队进行实地普查。华灯初上，晚风习习。黄璐琦利用两次出差调研之间的短暂空闲，在位于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身蓝色的休闲衫，黑色西裤，显得整洁精神。从创建新兴学科“分子生药学”到主持全国普查工作；从主持中药研究所工作到组建中药资源中心，在不足20平米、陈设朴素的办公室里，他与记者对坐而谈，话题从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开始。

中药资源普查 使命义不容辞

建国以来，我国共开展过三次全国性的中药资源普查，1960至1962年第一次以普查常用中药为主；1969至1973年第二次，调查收集各地的中草药资料；1983至1987年第三次，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中药资源种类达12807种。如今，原有数据已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科学决策，弄清中药资源数量成为迫切而重要的问题。对此，黄璐琦饱含焦虑地谈起中药材市场的现状：“近年来几乎所有中药材价格都在上涨，而且有的品种幅度惊人。比如三七，1960年代至1990年代，每公斤价格都恒定在六七十元人民币，现在则高达四五百元。前段时间香港市场上虫草卖到300元人民币一克，比黄金还贵。不仅如此，我国中药材市场这几年出现的药材质量问题、造假现象，也跟中药材资源家底不清有关。重点品种到底有多大产量，国内哪些地方可以发展种植，销售渠道如何建立？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势在必行。”

经过两年翔实有序的规划与筹备，2011年11月，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正式启动。身为专家组组长，黄璐琦思路顺畅、通俗易懂地向记者阐述普点要完成的四项内容：首先是探明563个重要中药材品种资源总量；第二是进一步调查清楚中药资源相关知识，比如要了解民间对一些药材的特殊用法；第三确立一批中药材培育基地。目前多种野生中药材濒危，想要很好解决资源稀缺问题，最终还得靠人工种植，要务是通过普查遴选种植基地；第四是建立动态监督机制，保障信息通畅。“普查开始前，我和中药资源中心成员、国内有关学者和参与第三次资源普查的专家，共同制定50万字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规范》，而后又将其精炼成一套便于携带的小册子，其中附有纸质表格，写明要调查什么种类、样方如何拉等要求，普查队员在野外能随时随地查看。我们专家组还主持建立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要求普查队员在调查期间除填写纸质表格、实地对中药材植株压制标本外，还要登录网站即时在线填报资料。”

不惮劳苦，亲力亲为。普查启动后，黄璐琦带领专家组深入实地督导检查，一年时间已到过全国40多个的普查县。“资源普查最重要的是把好质量关。《技术规范》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哪些不足，普查队员在一线发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我们都要及时调整修正，提炼总结。”同时他自己也带着科研任务下去做调查。谈到身临现场研究专业课题，黄璐琦兴致盎然地打开iPad，请记者看他在工作途中有感所写、图文并茂的“普查笔记”：“这篇是我在今年3月21日到广东省普宁市中药材专业市场调研后写的，里面记录了很多感受。你看这里，‘当参观普宁中药材专业市场，望着大屏幕上跳动闪烁的康美（普宁）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时，我对一直以来思考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未来走向有了进一步思考和清晰认识。’还有下面一段，‘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我对冬虫夏草的产地鉴别和伪品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认为这些话题都值得好好研究。”

野外普查的艰难，有时不仅体现在餐风露宿的辛苦上，更直观与危险的是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此次655个县级普查点遍布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在野外工作的队员达到上万名，他们的安危冷暖，时时牵动着黄璐琦的心。对此，他坦言：“现在全国普查点分布图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哪里发生自然灾害我就首先想到队员生命会不会受到威胁，时刻绷紧一根弦，深感压力重大。”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黄璐琦再次得知一路普查队在赶赴调研虫草途中一辆车掉下垂直高度达20米的山崖，一名队员受伤陷入昏迷，所幸头部没问题，只是肋骨断了。稍许停顿，若有所思，黄璐琦继而讲起亲历的一次遭遇：“2013年3月28日，我带队分乘四辆车到湖南湘西保靖县普查。途径碗米水库时，路很窄车队小心前行，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紧跟的第二辆车不见了，赶快叫司机停车让大家下来沿途往回找，后来看到那辆车侧翻在路基上。车上四人都是参加过第三次普查的老师，有惊无险。如果车再前移或后错一米翻倒就会直接掉进水库，我当时站在路边跟普查队员说，第一，这是上天在告示我们，这项工作是要用生命来换的，我们要格外重视安全；第二，精诚所至，终成大事。”

自2012年4月起，黄璐琦挂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科技司副司长。然而，对于这个被业内不少人看重的行政头衔，几乎不主动提起的他吐露心声：“我的理想是做科研，挂职是为了协调行政资源来搞好普查工作。”普查筹备期间，领导听完他相关的情况汇报后，感觉到技术准备非常充分，考虑到本次普查会涉及到诸多行政组织工作，让他兼任科技司副司长，以便下基层开展工作时更好地调动行政资源。使命之驱，义不容辞，黄璐琦希望在展望未来时能有一份完备与从容：“我深感普查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非凡。我们初步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将此次普查的四项重点工作全部做好，到那时当我坐在办公室里，通过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库就可以了解中药材的资源信息。比如国家遇到重大疫情时需要金银花，资源动态信息监测系统便能立刻显示出当时金银花的采摘流通量、市场价格等关键基础数据，这对我国中医药发展、重大疫情防治、药物监控和储备都具有战略意义。”

创分子生药学 勤钻研感师恩

光阴似水，荏苒流年。出生于江西婺源中医家庭的黄璐琦，与中药学科似有与生俱来之缘。“我在母亲的诊所里长大，儿时玩得最多的玩具就是诊室中的处方笺，偷吃最多的零食是药房里的酵母片和山楂丸。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清晰，周边人家养的鸡闹疫情成群死掉后，我好奇学着大人样子撕下处方纸写下‘鸡瘟药’几个字，开出人生中的第一张‘处方’，那时真以为这就能治病了。”说到童真童趣，黄璐琦至今仍旧忍不住开怀大笑。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他从母亲身上真切感受到医者仁心。“小时候我每次跟母亲去上班，一路不断有人打招呼，很亲近地唤几声‘金医生，金医生’。当时患者会到我家来看病，不论是否认识、何时进门，母亲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事专心问诊。她的医德医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1985年，黄璐琦考入江西中医学院中药系，子承母业投身中医药领域。本科毕业后，他考上全国中医药权威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师从同仁堂传人乐崇熙研究员攻读硕士学位。读研究生期间，黄璐琦对栝楼属植物研究产生兴趣。为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他只身一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采集植物。一次，黄璐琦在贵州做野外调查，人生地不熟，错过回去的车，他便独自沿着公路徒步整整一夜。他还广泛查阅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标本，最终整理出世界范围的栝楼属植物名录，并发现新种植物，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深入进行栝楼属方面的探索时，黄璐琦发现很多问题用传统技法已难更好解决。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分子病毒学、分子药理学等一批从分子水平研究生物的学科开始建立，他因此想到分子水平的研究很可能为生药学这门古老学科带来新的生机。1996年，博士生黄璐琦以《展望分子生物技术在生药学中的应用》为题将自己长期的思考发表于《中国中药杂志》，文中首次提出“分子生药学”概念。又经过近五年的实践探索，黄璐琦带领一批年轻学者编写的重要著作《分子生药学》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王永炎对他满怀赞许。2002年，分子生药学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立为中药生药学重点学科。至今全国己有10所高等院校开设生药学课程。2006年，黄璐琦被科技部任命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孜孜向学，何其乐也。时至今日，在研究所黄璐琦经常是从事科研走得最晚的。只要不出差，他会忙碌到将近深夜时分。他27岁评副研究员，30岁成研究员。风华正茂，青年得志。那时，黄璐琦便常思考与审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认为要有不灭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真心热爱自己的事业，便会觉得天地越发宽广，足以奋斗一生。

一路走来，师恩难忘。面对今日取得的成绩，黄璐琦时常感怀乐崇熙、楼之岑、诚静容等导师在为学做人方面对自己产生的深刻影响。谈起诸位先生，他满怀敬意：“我至今记得研究生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区分‘您’和‘你’，还有用餐规矩、说话礼仪，这都使我在自身完善方面备感受用。而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楼之岑先生的治学严谨和专业权威，令我高山仰止。一次我的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药学学报》投稿，编辑意见是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先生，先生提笔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生药学教授 楼之岑’。而后返给编辑部，最终全文发表。从‘削足适履’这样词语的使用上，我能看出楼先生的不凡气势和深厚功底。他曾任世卫组织顾问多年，后来我也作为顾问到加拿大参加世卫组织会议。有一回讨论间歇时，一位世卫组织官员在聊天中得知我是楼先生的学生，特意叮嘱‘要向老师好好学习’。这位官员回忆说，楼先生英文好、专业严谨，是绝对的权威。当年在国际大会上，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争论得激烈，往往楼先生一发言，便令人信服。”

两年前，有人认为黄璐琦获得第一个国家级奖项时尚不及而立之年，怀疑他冒用导师的科研成果。当时楼之岑先生已去世，于是评委会派人找到中国药用植物学主要奠基人诚静容先生询问，诚先生肯定地答复道：“那成果是他自己做的，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只是指导指导，他排名第一，我们是同意的。”黄璐琦每每回忆起此事，心中都充满感激：“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师，是这些先生用肩膀将我托起来，加上自身的勤奋努力，使我走到今天的高度。我在为诚静容先生主持百岁寿辰时讲道：‘大德才有大寿。’我从她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大德’，与世无争但内心却清楚且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一生铮铮不屈，胸襟磊落，最终成就不同凡响。”

置身青联组织 情牵青年成长

春风芳草，秋日丹枫。在黄璐琦心中，青春如画，最美的色彩属于青联。“我29岁任中药研究所所长，31岁开始担任博导，因为年轻，于是所里推选我从第九届起加入全国青联，后来我又成为北京市青联委员。10多来我和青联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青联帮助、培养、支持了我，我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愿意尽力为大家服务。作为医药卫生组的委员，我给自己定了任务，利用经常搞野外普查有些经验的优势，联合同组医药企业委员，每年组织北京青联医药卫生组委员外出调研度假一次。这几年我们先后去了四川南充、江西婺源和云南腾冲等地，每次人数约二三十人，时间一周左右，大家一起到户外走一走，接近大自然，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

2010年11月，在北京市青联十届一次全会上，黄璐琦当选北京市青联副主席。谈到这段经历，他神情舒展，露出会心的笑容：“我最初觉得奇怪，自己从事中医中药研究，即便在医药卫生界别里也属弱势学科，但大家能认可并推举我作副主席，后来我分析这都是信任的缘故。”

一段青联路，一生青年情。黄璐琦的实验室集结了近30位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历、不同年龄段的成员，这种学术互补性极强的人员组合方式在中医药学界并不多见。说起团队，他充满着欣喜与活力：“古语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于我这个学科带头人来说，有教无类，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学科，但不少青年都是可造之材，我的职责就是致力于发掘团队最大的潜力，搞好中医药科学研究，使个人有宽松的环境、坚定的理想、明确的方向。目前，这些学生中有不少都比我厉害，真可谓青胜于蓝。”

近7年来，黄璐琦带领团队共承担科研项目46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5项，500余篇，获科研成果奖12项，其中国家级成果3项。从新世纪之初至今，团队共培养博士后10人，博士27人。作为学科领军者，黄璐琦关心着团队中青年的成长、成才、成功，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与文化素养。言及此，他真诚地阐述道：“青年人在成长中离不开道德理念的树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给学生们讲解《中庸》、《大学》、《论语》，会说到人要怎样做到谦虚谨慎，懂得守拙示弱、上善若水。每年春节前，我给每位学生买只烤鸭带回家，作为送给家长的礼物。开始说有人说给每人发一百元钱算了，我说不行，现在很多孩子都想不起这些传统礼仪，一百元钱可能放在口袋里就不注意了，而把烤鸭拿回去说是孝敬父母，意义很不一样。”

采一株山间珍草，便仿佛触碰到中药材悠远的历史脉络；创一支中药队伍，就如同推开一扇传统中医药的科技探密之门。近20年光阴倏忽而过，黄璐琦全身心投入到将生物科学理念运用到中药材鉴别和质量评价研究中，不断推动中药学科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研精覃思，溯往观来。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黄璐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每人有一张精美考究的借书证，正面写着“珍藏这一份光阴，珍藏这一片落叶”，背面印着英文“Our team Our home Our dream”（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家 我们的梦）。这是黄璐琦亲自设计的，寥寥几语，意味深长。“我有一个梦，就是做好中药材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保障资源可持续利用。或许路阻且长，我们不畏困厄。我相信这梦想不仅代表着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医学的美好愿望，更凝聚着我们新一代学人探究科学隐微、力求大医精诚的坚定信念。”采访结束时，北京已渐入夜色，天边晚霞点染，街上人流不息，想起这位卓力风发、神采奕奕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一路辛勤、富有成效的科研探索与普查工作，这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话语不禁回响在记者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