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与政治学双重视角看欧债危机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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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最近一段时间的国际金融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欧元区债务危机正在愈演愈烈。这场危机的到来，尤其是希腊等欧元区国家可能会出现的债务破产问题，对今后欧洲和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将产生持续重大影响。而这场危机背后的起因很复杂，从货币政策因素到财政政策因素，从区域经济差异到社会福利体系，从国际产业结构到欧洲政治格局，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历史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等等，都是导致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双重视角深入全面地解析欧债危机的起因，希望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作者简介：

文学　首都师范大学讲师

郝君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