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童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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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在13岁那年结婚的经历记录下来是虽令我痛苦但仍需承担的责任。

每当我看到我所照料的像我当时一般大的孩子时，我往往想起自己的婚姻，不由得自我同情，同时又为他们避免了和我相同的遭遇而深为庆幸。在我看来，这种荒谬的早婚制度毫无道德依据。

我们兄弟有3个。大哥早就结婚，长辈们决定让大我两三岁的二哥、一个大我一岁左右的堂兄，加上我，3个人一块儿成婚。长辈们这么做根本谈不上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更不用说尊重本人的意愿，纯粹只是考虑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如何方便行事罢了。

印度教徒结婚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新郎新娘的父母为操办婚事几乎是弄得精疲力竭，家财耗尽。他们往往为婚礼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物力，花上好几个月置办衣服、装饰房子、备置酒席，而且还在数量和种类上竞相攀比，使自家的风头盖过别人。

既然操办婚礼如此麻烦，我家的长辈们考虑干脆把几个孩子的婚礼合而为一，一次到位还更省事，既可风风光光大办一场不说，花费还相对较少，花一次钱自然比花三次合算。出于这些考虑，家里于是决定一次为3个孩子举办婚礼，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接下来就是花上好几个月忙着准备婚礼。

正是通过婚礼的各种准备，我们才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事情有所察觉。当时，在我的观念里，结婚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穿漂亮的衣服、打鼓奏乐、迎接新娘、大摆筵席以及和一个陌生的女孩一块玩耍而已，肉体的欲望后来才有。就这样，我和二哥从拉奇科特被带到波尔班达，为了最后在如同演剧一般大操大办的婚礼上抛头露面，我们还要做一些有趣的小准备——譬如在全身上下涂抹姜黄膏以除污秽。

我父亲从波尔班达到拉奇科特本来有5天车程，父亲3天就赶到了，不料却在最后一程翻了车，受了重伤，全身裹上绷带。因为这件事，他和我们对于婚礼的热情都大打折扣。但不管怎样，婚期总不能变，婚礼还得照样举行。而且由于我沉浸在对于举行婚礼的孩子气的欢快当中，便把对父亲受伤的难过之情抛在脑后了。

我孝顺父母，但沉溺于之欢的程度绝不亚于对父母的孝顺。当时我还不懂得为了孝敬父母是应当牺牲一切欢愉的。尽管受了伤，但父亲仍旧支撑着身体参加了整个婚礼。直到今天，当年他一丝不苟地检查婚礼每个细节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新婚之夜，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就这样被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而投身生活的。新婚之夜，嫂子明确地教导我如何在当个新郎。但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妻子是由谁来教的，我既没问过她，也不愿这么做。读者可以想见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加斯杜白是多么害羞，紧张得要命而不敢面对面。我怎么和她说话？说些什么好？这些都让我为难。尽管关于嫂嫂事先教过我，但似乎也没能有多大帮助。其实，新婚的这种教导无关紧要，对于生命本能的领悟足以使这种教导成为多余。然后，我和妻子开始逐渐了解对方，轻松地交谈，没过多久，我便行使了做丈夫的权利。

必须承认，我相当爱恋加斯杜白，哪怕在学校，对她仍是牵肠挂肚，一心盼着夜幕降临，与她相见。我难以忍受与她分开，甚至时常拉着她彻夜长谈，而让她无法入睡。如果不是我心中还有着那一份炽热的责任感的话，像我这么贪恋，不是疾病缠身而早逝，便是陷入难以承受的生存之苦了。

印度教社会中，在残酷的童婚制度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另一种习俗，通常，父母不会让年轻的夫妇相处太长时间，童妇生活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我和加斯杜白的情况也一样。也就是说，在我们结婚的头5年，从13岁到18岁，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3年，但幸亏是这样才救了我和加斯杜白。然后，18岁那年我远赴英国，这无疑是一段时间较长而又有益于我们彼此身心的分离。从英国回来，因我常常要奔波往返于拉奇科特与孟买之间，每年和妻子待在一块儿的时间也还是不到半年。接着，我收到了来自南非的工作邀请，于是就此彻底从肉体的欲望中挣脱出来了。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自传》 作者：[印]甘地 译者：叶李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