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保制度的理想主义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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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民营银行日前终于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使得一拖再拖的存款保险制度更加刺眼。存保制度自1993年提出，迄今20余年犹抱琵琶，久唤难出。

6月，央行副央长刘士余率队赴台湾考察。据悉，“台湾版”存保制度颇受央行关注。

其一，台湾单个银行账户保障额度为300万元新台币，实行定额赔付、归集计算；其二，银行机构强制参保，按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评级双维度实行差别费率；其三，台湾地区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制度执行，既是“付款箱”，又是监管方、救助方。

有分析人士指出，“台湾版存保制度”第三条尤其契合央行心思。尽管从十多年前银监会独立起，央行就不再介入现场监管，但仍未走出大包大揽的心态。

然而，需要认识的是，台湾地区自1985年推行、历经30年的艰难磨合才逐渐完善的过程。

在大陆，即便人们如此渴望制度落地，却始终无人愿意简单起步，更无人愿意从“付款箱”做起。“领导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知情人士说，20年的理论研究，“制度无可挑剔，只是不合时宜”。

首先觉得委屈的，是大而不能倒的大银行，它们根本不愿意每年凭空扔出去数百上千万元，放在负债项下的存保保费，均是沉没成本――“要破产也是小银行，难不成要我们作嫁衣？”

看似受益的中小银行，也是难言酸楚。存保一旦落地，占业务比重80%以上的大额存款客户势必会选择大银行，加上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冲击和产品同质化，面临生死大考的都是小银行。

当然，最现实的，还是动谁的奶酪的问题。

按“央行版”，央行金融稳定局下设存款保险处，并有意专设一个独立机构，专人专事专管。

但该机构的性质又成难题。

存保制度要真正发挥效用，至少需积累上千亿元规模保费，新机构可能需长期依靠财政支持，将伴生出收入预算等一系列问题。外界担心，原本用以解决银行市场化退出难题的初衷，到头来却徒增一家“拿财政钱吃饭”的机构。

再者，随着经济发展和风控的完善，该机构势必效用日减，倘若将来一干人等闲坐无事，人力、物力和退出处理又将成为新一轮难题。

说到底，存保难产的背后，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倘若改变不了现实，何不降低要求，从较简单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