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春运与农民流动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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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农民的选择和创造终于获得尊重，或者说政策终于顺应了农民。”
农民工是不能不回家的人
《小康》：中国的春运与民工潮这一中国特色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工回家尤其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赵树凯：在春运中，民工的问题要特别给予关注。农民工是不能不回家的人。所以要解决农民工正常融入社会、在城市定居的渠道。我们现在这些渠道开通得不够好。比如户口改革的步伐没跟上、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孩子上不起城里的学校等等。
农民迁徙流动的30年，也是农民工政策变迁进步的30年。虽然目前的政策导向已经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是从相应的制度建设上讲，政策导向变化需要一整套能够运转的制度支撑，现在我明显感觉到这套制度不够，甚至没有发育起来。
《小康》：农民工潮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人口迁徙中的独特现象，也是很多农民工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从1978年至今，农民迁徙流动的三十年间政府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赵树凯：应该说我们的政策经历了很大变化。大致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虽然民工潮在持续涌动，但是，政府对于这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并没有给予特别关注，更没有政策积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的几年，由于民工潮规模急剧增长，政府开始制定相应政策应对，但主要表现在缓解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压力等方面，或者说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的，还不是就业角度的；
进入90年代中后期，城市面临农民进城、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这个时候，关于农民工的政府管理，就业成为主要视角。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于农民工管理在政策上走上了歧途，主要表现在，这些政策坚持了城乡分割、歧视农民的思路。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十年，政策的主导思想都是农民有权流动，但是应该按照我规定的方式流动，如劳动部曾经出台对外来务工者的外来工审批、流动就业证制度，当地政府对农民工限制工种、变相收费，甚至制定严厉的收容遣送制度等。
《小康》：那么2003年后政府政策的转折是如何体现的？
赵树凯：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是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里程碑性文件。与之相联系的背景是，这一年新一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惠及三农的政策措施，同时这一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份文件标志着新阶段政府看待农民工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发生了转变。政府不再是从保护城市人特权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说为了城市人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不再从某种既定秩序破坏者的角度看农民工，或者说是为了所谓社会秩序的需要来管理农民工。而是从农民权利的角度，从农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工。
这是一种真正“农民”的视角，是以人为本的视角。有了这样的视角，农民的问题就获得了“正视”，那些过去堂而皇之的限制性政策规定及其说法就显出了荒唐。有了这样视角，农民工问题就获得了全面重视。于是，若干重要问题的解决，如居住身份问题，工资拖欠和工资标准问题，工伤等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甚至养老问题，都取得了实质性的巨大进展。
“不该有的政策取消了，应该提供的服务还不够”
《小康》：农民流动30年，从“无政策”到“限制”再到“促进平等权益、重视保护权益”的政策变化，推动力何在？
赵树凯：我认为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中央高层；同时，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年农民工子弟学校问题暴露后，能站在农民工角度对政府提出批评的就是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错误的政策倾向；当然还有利益相关群体的推动，比如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的增加，农民工讨薪、上访行动等。可以说一批农民工巨大的牺牲背后，才换来制度的改进。
此外，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民工荒”的出现。民工荒的出现，对用人单位来说不是好事，但是，对于民工来说却是大好事。因为民工荒的出现起码说明，民工的就业有了更大的选择。我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权利荒”，如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过长，没有社会保障等。继续教育的缺失，忽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使得产业、企业升级后必然出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权利缺失和只针对年轻时期的浪费性使用，导致劳动力紧缺的提前到来。
“民工荒”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年轻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再存在。民工荒的出现是认真反思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契机。
《小康》：按照您的说法，现在政府在农民工政策上至少是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是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尽人意。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赵树凯：因为政策执行取决于你要提供一套相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建设上，给农村劳动力提供同样好的服务，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农村人进城后才能实现一个比较快的身份转变，实现生活中心、生活基地的彻底转变，减少不必要的来回摆动。
虽然若干年时间内农民工肯定还会流动下去，但是政府要做什么工作？是顺应农民、减少流动、推进城乡稳定性，是通过社会政策的完善出台一整套支持农民平等进入城市就业、生活的制度安排，来减少纯粹耗费成本的流动。即便政府不能保证他们都在城市安家，但至少让他们有平等的机会，让融入城市比较快的人有机会慢慢在城市沉淀下来。现在明显的歧视性规定是取消了，但是能否提供平等就业的平台、平等的社会保障――显然还要做很多建设性的工作。主要是不该有的政策取消了，但应该提供的服务还不够。
《小康》：在提供均等化服务上，首要解决哪些问题？
赵树凯：最明显的如教育问题，虽然政策规定应该就地入学，但是实际上政府做不到。城里的孩子哪一个说没学上？但是农村的孩子来了就没学上啊！政府至少要提供一个基本的服务，就是说你再怎么穷、也不能上不起学，这是政府的责任。
我们现在的问题一个是政府力量不够，再一个是政府无效。实际上政府宣布了不收择校费、暂读费，但是学校照收，这是政府无效；还有一个是政府无力，政府说我实在管不了这么多事，能管管不住下边。比如你拿了政府的文件，说政府说了免费入学，可是校长就可以说你爱入哪入哪，你要入我这你就得一年交5000块钱。这就是政府的责任体系没建立起来，你是政府的学校，凭什么不听政府的？
所以必须有一整套制度来支撑它，比如我住在这儿，有在这里的居住证明，学校就必须给我提供这个地方的免费义务教育，不提供我就可以告你。应该建立这样的机制。因为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对公民负有责任，不论是城里人、农村人，都应该有同等上学的机会，再穷也不能上不起政府的学校。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虽然出台了很多好的文件，但还是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机制。
总体来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农民的选择和创造终于获得尊重，或者说政策终于顺应了农民。但是，我们有必要深思，在今后的改革发展进程中，该建立怎样的体制机制，来保证这样的政策弯路不再重复，保证农民的伟大创造更加顺畅地成为政府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