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中的“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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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双燕（1992-），女，汉族，浙江省义乌市，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朱燕君（1986-），女，汉族，浙江省义乌市，义乌市上溪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化学

摘要：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叶兆言的《半边营》都写到了一个精神遭受重创的母亲施加给子女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曹七巧在无从选择的婚姻中异化为物欲的女奴，戴着黄金的枷锁负重一生；华太太则在内核空虚的婚姻中努力持家立命，却无从言说守（活）寡的尴尬处境，导致人性的裂变。长期的压抑使她们利用母权来压制子女，迫使女儿成为家与情感的困兽，儿子和儿媳沦为“失乐园”的漫游客。

关键词：曹七巧；华太太；母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作为“恶母”的典型广为人知。她原是小镇上麻油店家的姑娘，父母去世后，兄嫂因贪图钱财把她嫁给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名门望族的姜家虽能给予七巧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在门第观念深重的社会里，她那低门小户的出身使她受尽家人甚至女佣的歧视。非但如此，残废的丈夫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暗恋的小叔子季泽带给她的亦是一场幻灭。在这样充满鄙夷和失意的生存环境里，七巧意识到唯有金钱才是人生切实的凭靠。膨胀的物欲如同一把无处不在、具有排他性的“金锁”，征服了生理上强大的，打败了亲子血缘上的伦理幸福，甚至将自我都锁定在物质的漩涡之中。夏志清评道：“她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给自己快乐，也不给子女快乐。”①

《半边营》中的华太太可谓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曹七巧”。华太太出身名门望族，也难逃毁灭的命运。她嫁入华家后为人妻，为人母，照顾一家老小。即便这样，她的丈夫依然风流成性，不爱她而另娶外室，丈夫死后，华太太皱眉强撑起治家的重担。一方面，夫权的缺失造成家庭境况的巨大滑坡，华太太常沉浸在往昔优裕的岁月中来回咀嚼，抱怨时下生活的不济。另一方面，她与德医师之间隐晦复杂的情感催化了心理的变异。两方面的因素相合，汇聚成生命中的负能量，驱使她将久久郁积的不满和怨恨转嫁为对子女的压制，以此作为失衡内心的有力补偿。

波伏娃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用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②曹七巧和华太太殊途同归的处境导致她们对待女儿婚事的态度如出一辙。曹七巧教女儿吸食鸦片，长安的婚事因此受了点影响，她见长安注定要做老姑娘，恶言嘲讽道：“自己长得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成天挂搭着个脸，倒像我该她二百钱似的。”在《半边营》中，这一幕竟在华太太与斯馨这对母女间鲜活地重演。斯馨作为华家的长女，在父亲缺席和兄弟形同虚设的前提下，扮演着承担与牺牲的角色。为照顾体弱多病的华太太，她耽搁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华太太反不近情理地恶言相向：“真要有个男人肯娶她，实在谢天谢地，也算是我的福气吧。”“挑肥拣瘦的，拖到今日，竟成了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其实，斯馨命运的转折点就在于她是否能够提起足够的勇气走出家门。然而，度日如年，度年如日的牢笼式生活已然抽空了她追求爱情和幸福的热情，仅残存一丝享受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的意念。这场孤军奋战的精神恋指向的是一位通俗小说家江东弟子，斯馨透过小说想象着他的模样，留意任何和他有关的文字，像中了罂粟般地痴迷在幻想式的爱情城堡里。江东弟子的小说总是存在着爱的悖论：爱是一种悲剧，不爱是一种悲剧。斯馨沉醉在他构筑的小说世界里，却始终没有听到江东弟子对爱作出单维度的解答。于是，现实境遇下的斯馨同小说中的人物合二为一，在这爱与不爱之间来回徘徊。

曹七巧嫉恨年过三十的女儿沉浸在恋爱的快乐世界里，时常用不堪入耳的字眼对女儿百般辱骂，甚至背着女儿宴请她的恋人童世舫，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编造出女儿下地就喷烟的谎言，使得长安知难而退，绝望地打消了结婚的念头，埋葬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同样，华太太的尖酸刻薄形同一只巨大的手掌将斯馨推至无爱的荒原。斯馨深刻地意识到：“任何好男人，都难以容忍华太太这样的丈母娘。华太太不配有个好女婿，不配。斯馨时常这么想，她既然是该了个如此这般的妈，就应该做老姑娘，就应该做。”斯馨的人生因着华太太的参与侵染上了浓厚的宿命色彩，直到小说结尾，我们都没能看到她离开了这家。这份对家的执着坚守是一味戕害自我生命价值的毒药，是一种自我殉葬式的牺牲，是对所爱之人的另类保全。明知无果的爱都是极易满足的，也是自足的。斯馨一连几天都在报馆门口徘徊，“她按照自己的愿望想象他应该是什么样子，又按照想象中的模样，一一核对进出报馆的人。”与自己设想中的江东弟子见面似乎是一场自导自演的爱情游戏，“她只要求自己觉得已经见到他就心满意足。”而当她偷看着那位既瘦又高的年轻人，又恰巧既瘦又高的年轻人毫不介意地看了她一眼时，斯馨如获至宝，像个被满足了极大愿望的孩子。这是她最后一次在报社门口徘徊，愿望实现了，她便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回归那个负累而别扭的家。在这个由幻想构筑的情感世界里，爱注定虚幻无着。而在家的桎梏下，斯馨知道哪些东西自己可以去拥有，哪些东西往往又是念而不得的。过分清醒的认识绊住了她追求幸福，实现人生理想的脚步。对待心心念念的江东弟子，她从不过分贪求，只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份爱保鲜在心底，在寡爱的生活里细品个中滋味。

长安和斯馨无不是任凭母亲摆布的提线木偶，她们生活在母权压抑的阴影下，无意间丢失了自己。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母权是横亘在她们面前的巨大鸿沟，越过这重阻碍，她们就有可能收获崭新的生活。然而，由于长期驯服式的对母权的顺从以及对自我弱势地位的认可，她们未经尝试就缴械投降了。被驯顺的“木偶”，即使有机会不再被线牵制，也很难在新生活中走远。

《半边营》中的斯馨、阿米无不是命运的顺从者，娴则不然，她对自己的人生有独立的思考和从容的选择，她奉着“生不来去，死不吊孝”的誓言决然走出了华家，走出了半边营，这是她逃离阴冷难处的华太太的一条途径。华家的生活环境终究太过压抑，这压抑迫使弱小者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在强者眼里，这压抑恰是一股鞭策之力，它可以剔除逆来顺受的家奴相，可以粉碎自轻自鄙的卑微心理，可以扫除阴暗异化的心灵尘土，最终它汇合成一束强大的光，照亮娴奔向营外的世界。

作为一个所谓的叛逆者，娴不仅走出了大门，接受新式教育，而且自由恋爱并如愿以偿地与意中人祖斐结合。然而，这一切来得太过完满，易使人惴惴不安，因为无端的虚空感步步相随，让人觉不到实处。当娴即将迎接为人妻的生活时，她顿生若有所失的迷惘和不合时宜的不甘，“她即将被名正言顺地娶为军官太太，名正言顺，像出笼鸟一样摆脱她那令人生厌的家庭，像脱钩的鱼。一切都太顺顺当当，顺当得让人不甘心。”原来，跌宕起伏的爱情才是她真正向往的，她理想中的幸福需经受住种种考验，跨越重重障碍，从而让两情相悦的双方都觉其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彼此。显然，现实中的幸福是被眷顾的，祖斐的妻子曾是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屏障，可这屏障在他妻子病死的那刻就被轻易解除了。“屏障也有屏障的好处，若有若无地搁在那儿，娴可以处于爱情的真空里，她可以爱别人被别人爱，却不一定非把自己当牺牲品贡献出去。”我们看到，娴不愿一脚踏入为人妻的生活，她甚至觉得在婚姻的世界里，自己充当的是牺牲品的角色。而在开始那场三角恋中，娴是祖斐、李进取悦的对象，她拥有来自不同男人的爱。恋爱与婚姻的情感落差让娴心生不甘，“她不是祖斐生活中的第一个女人，为什么他就应该第一个走进她的生活呢。”于是，心理的不平衡成了她沉沦的推力，让她通过失身于李进来实现自己和祖斐卑微的对等。

波伏娃说：“母爱如同婚姻和恋爱中一样，对男性的超然存在，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她在恋爱中的经验使她敌视男人，她就会以压制代表男人的儿子为满足。”③曹七巧为畸形的夫妻关系束缚，未能享受到的满足，便把受抑的转移到儿子身上。“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为了独占儿子的爱，七巧软硬兼施地要求儿子彻夜为她烧烟，让儿媳独守空房，又千方百计地打听小夫妻的生活隐私并四处宣扬，致使两任儿媳因不堪精神折磨先后死去。

华太太长期守寡，在婚姻中同样存在的缺失，这份缺失她也是在对儿子阿米的操控中得到了部分补足。当她看到儿媳葆兰新婚被阿米疏远时，她暗自欢心，因为她年轻时管不住男人，儿媳与她同病相怜。而一旦他们夫妻恩爱，华太太就对儿媳冷嘲热讽，旁敲侧击他们的，并以葆兰怀孕为由逼迫他们分房。只有阿米在向她要钱时，她才会流露出鲜有的温顺，而在这温顺外表下却暗涌着巨大的控制欲――“儿子要钱是不成熟的标志，她从内心愿意阿米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阿米与葆兰的婚姻经历了无爱―深爱―失爱三个阶段。阿米坦言：“自己什么女人都不喜欢”，婚姻之于他，是一件必须履行的任务，他只需参与其中，就可以免去华太太不必要的絮叨和埋怨，所以择妻也只要“妈中意就行”。在整整一个蜜月里，他与葆兰无性亦无爱。性别意识的觉醒是自觉的，当阿米终于对男女之事无师自通时，他“渐渐把心用在了媳妇身上”。阿米和葆兰趣味相投，本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着浓淡相宜的幸福，不料，葆兰难产，急需输血来化解生命危机。华太太却认为“别人的血，留在自己身上总不好。没听说现在医院里输的都是鸡血。”葆兰终没能到医院输血，苦挨了一晚难产去世，出生不久的儿子也病死离世。华太太对迂腐、悖时的旧文化的固执坚守最终酿成了葆兰的悲剧，阿米的悲剧。他们的爱情无一幸免地落入了古往今来经典爱情的悲剧宿命。“事实上，不论传统还是现代的爱情观念，真正能让人产生激情和创造力的爱情在世俗人间很难存活，其结局都是‘死亡’。”④阿米忘不了葆兰，决心不再续弦。现实中的爱情流失了，但阿米在心中对爱情的坚守已上升为永恒的情感慰藉和精神拯救。

曹七巧和华太太这类母亲从小就接受男权文化的熏陶，对自己受压制的弱者地位虽有不满，但无力改变，而一旦她们在子女面前实现地位的反转，就会疯狂地对子女施加压制，在“被害、害人”的恶性循环中埋葬自我，吞噬他人。在这一场场报复中，由于女性生活空间的拘囿，她们只能把报复的矛头指向了自己最亲爱的人。虽然在这样的报复中，她们获得了片刻的满足和短暂的宣泄，但儿女对她们与日俱增的疏离只能深化她们的痛苦，加重她们的悲哀。

注解

①夏志清：《中国小说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P413。

②（法）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P593。

③（法）西蒙・德・波伏娃著，王友琴、邱希淳译：《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P314。

④陈娇华：《解构中蕴涵着怀旧――从爱情书写角度考察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当代文坛，2008（05），P95。